湯一介:我為什么沒有成為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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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我為什么沒有成為哲學家

 外國學生向我發問:“為什么不說你自己是哲學家?”

  1997年夏,我去比利時訪問魯汶大學,有一位該校的女同學寫了篇論文《湯一介為什么不說自己是哲學家》。她把論文送給了我。她的論文發出的問題也是我常常問自己的問題。

  我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得由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來回答。1949年后,有個普遍的看法: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樣一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領袖才可以被稱為哲學家,而其他人只能是哲學工作者,他們的任務只是解釋這些偉大人物的哲學思想。這樣的思想緊緊地纏繞著我們的頭腦至少三十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我們開始對此有所懷疑,而后逐漸擺脫這一思想的困擾。”

  我曾經也想要做一位有創造性的哲學家

  我是不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做一位哲學家呢?不是的,我曾經也想要做一位哲學家,而且想做一位有創造性的哲學家。

  1947年,我選擇讀北大哲學系,就是想做一位哲學家,能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探討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我曾寫過一些文章,如《論善》、《論死》、《論生意義》等等。近日我又翻看所存的這些文章,雖深感其幼稚,但也感到自己是在獨立思考一些問題。現在我重讀這些詩文,深感自己再也寫不出這樣有真情的東西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把許多人都變得很實際,沒有幻想,沒有激情,不再有發自內心的愛與恨了,這難道是人們、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應有的生活?

  1949年,一切都改變了,由于感受到毛主席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震人心弦的強音,我們絕大多數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是當時我們卻不知道,我們接受的實際上是蘇聯的列寧斯大林的教條主義。自此,也許是心甘情愿的或半心甘情愿的拋掉了“當哲學家的夢想”,而自愿的或半自愿的做個“哲學工作者”或者叫作“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員”。確實,在1949年后,由于當時的“革命”形勢的感染,像我這樣的青年學生很快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當時絕不是假的,是真心的接受。1951年初,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市委黨校工作,在那里我認真地讀了《毛選》四卷、《斯大林全集》、已出版的《列寧全集》和《馬恩選集》的部分,我努力作筆記,講課很認真,不僅在市委黨校受到學員的歡迎,而且在市委機關講課也受到歡迎。我的這一切只不過都是教條式的解釋,我所讀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的篇章字句,沒有一點創造性,也可以說沒有一點自己的思想。這樣下去自然不會成為“哲學家”,嚴格地說連“哲學工作者”也算不上。

  1956年,我越來越感到在黨校教書,沒有什么前途。于是我于1956年10月回到北京大學,想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在1957年至1964年的八年中,我寫了三四十篇文章發表在報刊雜志上,也參加了當時的所謂“學術討論會”。我寫的文章大概分兩類:一類是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例如我寫過批判馮友蘭、吳晗等先生的文章;另一類是有關中國哲學史上的歷史人物的文章,這類大多是根據日丹諾夫關于“哲學史的定義”,批判中國歷史上的那些哲學家,給每位哲學家戴上“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帽子,定性為“進步”或“反動”。這樣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學術研究,這樣的研究方法只能把自己養成學術上的懶漢,敗壞“學術研究”的名聲。上面說的這兩類文章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學術作為現實政治的工具。這簡直是對“哲學”的褻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最主要的是缺少“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錮在一個框框里,這樣怎么能產生真正的哲學家?哲學思想的發展往往是由“異端”突破,而開創新的局面。(《北京日報》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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