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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
  中文名稱: 褚遂良
  又  名: 字登善
  朝  代: 唐
  國  別: 中國
  籍  貫: 浙江錢塘
  代 表 作
   美術圖片: 伊闕佛龕碑 倪寬贊 唐太宗哀冊 大字陰符經 孟法師碑 雁塔圣教序
  類  別: 古代書法家

  生平簡介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書家四巨頭中,褚遂良算是晚輩了,其書體學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歐陽詢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體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歐筆法融為一體,方圓兼備,波勢自如,比前輩更顯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賞識。李世民曾以內府所藏王羲之墨跡示褚,讓他鑒別真偽,他無一誤斷,足見他對王的書法研習之精熟。

  由于繼傳統而能創格,《唐人書評》中把褚遂良的字譽為“字里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連宋代不以唐書為然的大書畫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詞句稱頌他:“九奏萬舞,鶴鷺充庭,鏘玉鳴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體結構有著強烈的個性魅力。

  初唐四大書家之一

  從漢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間,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偉大的書法家。在晉代,被后人尊為書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留下了他們情馳神縱、超逸優游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隨后,宋、齊、粱、陳的書家,依然繼續著他們的遺風。而此時的北部中國,卻在一種宗教意識的推動下,獨創了一種與文人書法相對的——即與玄妙的、簡約的、清淡的、平和的書風相對的那種雄渾、博大、壯碩、樸拙的書風。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結束,隋朝的建立特別是唐朝的建立,使書法藝術南北相峙的風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18年,強大的唐王朝建立。隨著政治、文化與經濟的復興,書法藝術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如果我們從書法史的角度瞻前顧后,那么,在漢魏,藝術風格過于質樸;在兩晉,又太變幻莫測;宋人書法藝術風格又以老成為傾向:而元、明、清的書法,似乎每況愈下。只有唐代,才在書法中表現出那典雅、華貴、豐滿和情韻的成熟的美。每當我們面對唐人書法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時,不禁驚詫于唐人書法的完整性與典型性。唐代書法家因此和晉朝書法家一起,被后人稱為“晉唐傳統”。他們是:鐘繇、王羲之、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人。在這個傳統之中,褚遂良占著異常重要的位置。從某方面來說,他對后世的影響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貢獻都要大。

  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門貴族。他生于隋文帝開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貫浙江錢塘。他的父親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當時正任散騎常侍一職,與虞世南、歐陽詢等人為好朋友。

  隋未戰亂四起,強大的唐王李淵的軍隊戰勝了一切對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這一年,褚遂良還在甘肅。他的父親褚亮仕隋為東宮學士。因為與楊玄感有舊,被貶為西海郡司戶。薛舉(?—618)在蘭州稱帝,褚亮被任命為黃門侍郎,褚遂良則做了薛舉的通事舍人,掌管詔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對唐發動軍事挑戰的,乃是薛舉。他占據了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企圖奪取京城長安。但他從西北向長安推進時,卻突然病死,他的兒子薛仁杲繼承了他的事業。618年陰歷十一月,李世民包圍了薛仁杲駐扎在涇州的營寨。薛仁杲的部下紛紛投降唐軍,他也不得不投降。隨后,他被押往長安處決,而他手下的人則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這樣進入了李家王朝,開始了他作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鎧曹參軍——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掌管軍務的位置。從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對褚遂良懷有好感。后來李世民曾對長孫無忌說過這樣的話:“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于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公元621年,李世民因戰功顯赫而名聲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東部平原文、武兩方面的大權,并且允許他在洛陽開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組成了一個大約五十人的隨從集團,其中許多人是來自于被他消滅的敵人營壘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學館,其中有十八名學士在做他的國事顧問。他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以致于人們把能夠進入文學館,稱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親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員,主管文學。在這樣的環境中,褚遂良的學識與日俱進。尤其是書藝,在歐陽詢與虞世南的指導下,更是出類拔萃,盡管他的年齡比他們要小一輩。他在初唐的書名不僅不比他們差,而且具備了歐、虞二人所不具備的政治地位與社會名望。這更使他的書法藝術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據《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的記載,弘文館的日常事務,就是由褚遂良來管理的,當時人們把他稱作“館主”。像這種尊稱,在以前是沒有的;在他死后,為數也極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陰歷六月,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隨后被立為太子。陰歷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號為“貞觀”。從此以后,“貞觀之治”馳名于世。

  貞觀二年(628),唐太宗在門下省設立起居郎二人。貞觀十年(636),曾為秘書郎的褚遂良在此時又出任起居郎一職,專門記載皇帝的一言一行。《劍橋中國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時,曾這樣寫道:“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贊許的愿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極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種意義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為時,應該考慮到會留給人們一個什么印象。《唐書》記載說,有一次李世民問褚遂良:“你記的那些東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嗎?”褚遂良回答說:“今天所以設立起居之職,就是古時的左右史官,善惡必記,以使皇帝不犯過錯。我是沒有聽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東西。”李世民又問:“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記下來嗎?”褚遂良回答說:“我的職務就是這樣的,所以您的一舉一動,都是要寫下來的。”可見褚遂良的忠貞和鯁直。

  貞觀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詔書,想把隋未戰亂時期的戰場改修為廟宇,一是超度在戰爭中的亡靈,二則是紀念戰役的勝利,刻石立碑以銘記功業,并頒布了負責其事之人的名單。名單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藥、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以外,還有年僅三十三歲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敗宋金剛的晉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書寫,可惜此碑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貞觀十二年(638),李世民視同師長的大書法家虞世南逝世,這使李世民感到特別的傷心。太宗曾嘆息:“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征適時地將褚遂良推薦給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為“侍書”。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遺余力地廣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爭著獻上領賞。如何鑒別真偽?褚遂良對王羲之的書法是最為熟悉的,他可以絲毫不爽地鑒別出王羲之書法的真偽,使得沒有人再敢將贗品送來邀功。褚遂良的這一舉動得到了李世民的極大歡心與信任,于是便將他提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幾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詢。同時,褚遂良也確實具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

  李世民想親自去征討遼東,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對,但是李世民強硬的態度卻使褚遂良感到恐懼。他沒有再堅持,并跟隨唐太宗遠征遼東。但是后來事態的發展,證實了褚遂良的話是對的。

  貞觀十八年(644),作為黃門侍郎的褚遂良開始參預朝政。隨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國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時,他父親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暫時辭去黃門侍郎之職。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為黃門侍郎。這一年的陰歷九月,他就被提升為中書令,接替了馬周的位置,成為繼魏微之后,與劉洎、岑文本、馬周、長孫無忌一樣在唐代政壇上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大臣。

  貞觀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彌留之際,將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召入臥室,對二人說:“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托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他又對太子李治說:“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詔書。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寫給高宗的信中曾提到:“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于大告,內外寧謐。”(《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事實也確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貞觀二十三年陰歷六月,李治繼皇帝位,年僅二十一歲。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為河南縣公;次年,又升為河南郡公。但是在實際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歡褚遂良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來借故把他貶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書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邊,征拜為吏部尚書,同時監修國史,加光祿大夫,又兼為太子賓客。653年,又升為尚書右仆射,執掌朝政大權,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頂峰。

  在高宗統治初期,李治刻意效彷太宗的所做所為,褚遂良他們確實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膽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對著一個更為強大、機敏和肆無忌憚的對手武曌(后來的則天皇帝),在這場權力斗爭中,他們都成了失敗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幾歲的武曌進入后宮,成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嬪)。她的美貌與才情不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愛,似乎在同時也得到了年輕的太子的愛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經一度削發為尼的武曌成為李治的妃嬪,并被封為“昭儀”,得到高宗的寵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儀為皇后的斗爭中,褚遂良與另一位元老重臣長孫無忌強烈反對任何廢黜王皇后的企圖。根據新、舊《唐書·褚遂良傳》的記載,高宗召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績、尚書左仆射于志寧以及褚遂良進官商議廢后立后之事。褚遂良發了一通議論,給皇帝潑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種不要命的態度——將官笏放在臺階上,同時也把官帽摘下,叩頭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為惱火,讓士兵把他強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邊的武氏則恨不得立刻將他處死。在關鍵的時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績卻說了一句話:“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這一來既改變了唐王朝的命運,也將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劇的深淵。

  這場斗爭,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關系。根據陳寅恪的研究,對立的兩派,分別代表了不同地區的貴族利益集團。李唐家族從六世紀初期興起之時、就與集中于中國西北地區(陜西和甘肅)的許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紐帶,形成所謂“關隴集團”,而他們自西魏以來,就已在北方形成統治階級的核心。像反對廢后的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人,便是關隴集團中的成員。而支持武則天的那一幫人,卻出身于其他地區,或是商人,或通過科舉制度而進入官場,他們是陳寅恪稱之為“山東集團”的成員。這樣,武則天與王皇后之間的爭斗,就不僅僅是宮廷內部的簡單爭斗,而是反映了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爭奪最高政治權力之間的斗爭。這場斗爭以山東集團的勝利而告終。武則天終于在655年的陰歷十月被冊封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趕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兒子李弘(652—675)被立為太子。新冊封的皇后,不失時機地向反對她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王皇后與蕭淑妃被殘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將褚遂良調到離京師極遠的今廣西的一個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時候,武則天則與許敬宗、李義府一起,誣告中書令來濟、門下侍中韓緩與在廣西的褚遂良共謀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貶。這一次是被貶到中國本土以外的河內西南一帶。褚遂良在絕望之中,寫了一封信給高宗,向他求情訴說自己曾長期為高祖與太宗效勞,最堅決地支持高宗繼位等等,結果仍是無濟于事。

  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時年六十三歲。在他死后的兩年多時間里,武則天等人還沒有放過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孫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龍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寶六載(747),他作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廟中。德宗貞元五年(789),皇帝下詔,將褚遂良等人畫于凌煙閣之上,以示他與唐初的開國英雄們有同樣的功勞。

  褚遂良的藝術創作

  唐代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就這種文化的總體來說,是高于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現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鑒賞家,他們禮貌周到,談吐雋雅,有極好的藝術修養和高尚的審美情趣。

  藝術史研究的目的——像沃爾夫林《藝術史原理》中所說的——就在于把風格設想為一種表現,一種時代與一個民族的性情的表現,而且也是個人氣質的表現。褚遂良的書法,正好也體現了這幾點。也就是說,在他的書法藝術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處的時代的風氣,也是他那個階層的貴族氣息的展示,同時,也可以見出他自己的那種可以稱為“唯美”的審美態度。與他作為政治家一樣,在他身上體現了藝術家的氣質。

  遺憾的是,褚遂良幾乎沒有關于書法方面的論著傳下來,以致于我們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書學主張。但褚遂良的父親褚亮與歐陽詢、虞世南為好友,這當然會影響到褚遂良的書法風格。

  褚遂良與虞世南有過一次對話:“褚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新唐書》卷一九八《歐陽詢傳》)這話可能一直在激勵著褚遂良。

  自有書法以來,人們便對它的美做出種種的探索:在漢、魏,人們對它的“勢”贊美不已;在晉、南北朝,人們對“筆意”津津樂道;在隋唐,人們開始對書法的“結構”之美而感到賞心悅目。但是,他們顯然還沒有觸及到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書法創作之中的“心”、“手”、“筆”之間的關系問題。如果說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開始。虞世南著有《筆髓論》,其中“契妙”一節說:

  “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綸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于至道,則書契于無為。茍涉浮華,終懵于斯理也!”這是由藝術的形態方面向藝術的根源之地進發的一種標幟。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樣,更多地注意到了藝術的修養問題、藝術的創造問題。他們明顯地與“尚意”書家們面對的問題相一致了,而這正是中國書法創作史上的一個進步。再引虞世南《筆髓論》中的另兩節“釋真”與“釋行”,來揣摩褚遂良的書法創作:

  ……若輪扁斫輪,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風搖于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變化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巨細,皆有虛散。這是一種多么抒情、多么輕靈的風格啊!“體約八分”,不就是含有濃厚的隸書筆意么?“皆有虛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這樣地由質實而走向虛散么?

  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紓結也。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實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于輪扁。”又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由書法的意象之美,到書法的筆法之美,便鑄造了褚遂良的優美的書風。

  褚遂良書藝的最為突出的特色為“空靈”。梁巘《評書帖》中說:“褚書提筆‘空’,運筆‘靈’。瘦硬清挺,自是絕品。”書法的空靈,正是通過運筆與提筆而體現出來的。

  在歐書或虞書之中,我們都找不到明顯的運筆的痕跡。但是褚遂良卻不同,他不掩飾用筆的痕跡,甚至樂于強調這種痕跡,以表現他所傾心的活潑節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種韻律,異常明快。像孫過庭《書譜》中要求的“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書法之中,體現得是最為徹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歐陽詢的機遇都要好。他可以在優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紙、墨、筆都極其精良,在面對一張紙時,可以仔細地考慮每一點一畫如何處理。因此,他的書法表現的是一種風度,一種最微妙、最飄忽的心情的變化。

  按照這樣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時,我們便要驚訝于這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沒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個世界,一個整體。當褚遂良將他的書法藝術推向它的最高峰時,他便以這種種的美,建成他的書法境界:沒有一點鋪張,一切都是那么單純、自然和平靜,并不要求藝術有意想不到的強烈的刺激,要求用筆、風格、線條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過是在紙面上,以筆鋒展開一種優美至極的舞蹈——它的妙處,就在于它的瀟灑自然,即不倉惶失措,也不鋒芒畢露。它讓人看了,覺得只是一種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種精致的趣味。

  對王羲之的傾倒

  唐代書法的風格變化是與國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開的。張彥遠在《法書要錄》中就記載了李世民的一樁趣事:貞觀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員,賜宴于玄武門。太宗乘興取筆作飛白書。眾臣也乘著酒興從太宗的手中競相爭奪。散騎常侍劉洎竟登上龍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這件書法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這樣的舉動顯然把眾人嚇壞了,同時也因為有妒忌之心,眾臣一齊跪下請求按照法律將劉洎處斬。太宗卻笑著說:“昔聞捷媛辭輦,今見常侍登床。”竟這樣輕松地就赦免了劉洎的罪過。在這樣的熱愛書法的氛圍之中,無疑會產生眾多而偉大的書法家。

  在《晉書》中,李世民對王羲之的書法這樣贊美道:“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必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作為《晉書》主編之一的褚遂良,對這一傳贊肯定是有刻骨銘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幾句“狀若斷而還連”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書法風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對李世民懷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畢生都在追求著與實踐著這一點。

  褚遂良在書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對王羲之書風崇拜的漩渦,#持續地沉湎于其中,專心致志地遵守著王羲之的規范。據《唐會要》卷三十五記載,在貞觀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內府所藏的鐘繇、王羲之等人真跡,計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參與了這次整理活動,眾多的王羲之的真跡,使他大開眼界。也正因為如此,他又開拓了書法的視野:他在中國書法的體格與形態中,找到了一種貴族的或屬于知識分子的藝術品味。這品味是華美的,而不是樸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渾金璞玉的。

  更有進者,人們還將王羲之的《長風帖》也歸于褚遂良的名下(載于臺灣《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一冊)。雖然作為臨書,難以表現自己的意志、性情,難以擺脫被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規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筆墨點線的能力卻在這里展露無遺。李嗣真在《書后品》之中評論說:“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豐艷雕刻,盛為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時,又批評此帖的連帶間顯得有些做作,不夠自然。但是,當法度的束縛稍稍松懈一些時,褚遂良自己的趣味就會涌出來,其意態超過了法度,這種精彩的東西盡管一縱即逝,只是那么連續的兩三個字,帶著一種溫柔灑脫之中增進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滿著精妙的健康氣息的溫婉和灑脫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現嶄新的面目。這也是褚遂良臨習王羲之書法的與眾不同之處。

  優美的褚遂良風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書法上達到了一個至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果把歐陽詢、虞世南的楷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和褚遂良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放在一起,我們會明顯地看到一種風格上的轉變。顯然是對筆法的追求,造成了這種轉變。如果說,書法中楷書之有筆意的表現,當以褚遂良為最高。如果說,北碑體現了一種骨氣之美,歐陽詢體現了一種來自于嚴謹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體現了一種溫文爾雅的內斂之美的話,那么,褚遂良卻是表現了一種來自于筆意的華美。在歐陽詢或虞世南那里,線條與筆法是為塑造字型而服務的。而褚遂良則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氣息的大師,他刻意地處理每一筆畫,每一根線條,每一個點與每一個轉捩……,而結果則是,這種刻意卻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來好像具有一種脫離了形體的獨立意義,使點線變為一種抽象的美。

  可見由歐陽詢等人建立起來的嚴謹的楷書結構,在褚遂良的筆下,已經開始松動。這種松動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夠,或者別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運用結構的疏密、用筆的疾緩來表現流動不居的情感。倘若我們將歐陽詢推舉為“結構大師”的話,褚遂良則是“線條大師”。他的線條充滿生命,書家的生命意識也融入結構之中,而明顯地體現了中國藝術美學中一個重要的審美范疇:飛動之美。

  這種飛動之美來自于何處?顯然,褚遂良比起歐陽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藝術天賦,也就是說,在他的藝術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種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齋集》卷一《劉玄度集句詩序》中說:“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書法中,的確可以見到這樣一種由“慧黠”而帶出的流動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筆時就像舞蹈家靈敏比的腳尖,縱橫自如、卷舒自如。在輕靈飛動的連續動作中,完成一個又一個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細勁、遒婉的線條中,有一種神融筆暢似的適意,悠悠地流動于指腕之間,落實在點畫之間,從而體現作者剛正、鯁直的性格和滿腹經綸的學識修養。

  蔡希綜《法書論》對褚遂良的用筆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閱江島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取書之,險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極致,自然其跡,可得齊于古人。”這種明凈媚好,然而卻又沉著飛動,正是褚遂良用筆的最大特色。

  宋人揚無咎跋云:“草書之法,千變萬化,妙理無窮。今于褚中令楷書見之。或評之云:筆力雄贍,氣勢古淡,皆言中其一。”草書的筆勢竟能于楷書中畢現無遺,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細看,可以發現,他沒有一筆是直的,而是曲的;沒有一筆是像歐陽詢或虞世南那樣保持著每一筆畫的平直與勻凈,而是偃仰起伏,輕重緩急,極盡變化之能事。從筆法上來看,蕭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見性情的流露,可謂極盡風流。

  總之,從筆法與體勢上來說,褚遂良是直接承繼晉人風度的;或者說,他在同時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晉人韻致的書家,并將這種風韻也表現在自己的書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書風格的創造者,同時也是晉人書風的繼承者。在他之后,人們便走向了另一種書風,雖然魏晉人的風度仍然是人們所追慕的對象。

   “廣大教化主”

  將褚遂良與同時代的楷書大師如歐陽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著從褚遂良開始,書法已經由古典主義向浪漫主義過渡,或者說,是由張懷瓘所說“妍美功用”而趨向以“風神骨氣”為美的純藝術轉變呢?

  張懷瓘評價褚遂良的書法說:“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鉛華綽約,歐虞謝之。”正表明了一種與以前的書法截然不同的審美傾向。

  褚遂良書法的線條充滿生命,書家的生命意識也融入結構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這一點,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之中的那種情調,又從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之中飄逸出來,而讓我們為之神往。

  蘇東坡在《題唐六家書后》一文中,曾將隋唐時期的六位書法大師逐一作了評價: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于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真知書也。知書者,凡書像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唐、宋以來風流,后之作者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

  對褚遂良的書法只用了四個字“清遠蕭散”。這種清遠蕭散,正是東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評書時,對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分別作了評述:“歐陽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歐陽如新疾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顏柳挑踢,為后世丑怪惡札之祖。從此古法蕩無遺矣。”“顏行書可觀,真便入俗。”“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丑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這些唐代書法大家沒有一個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獨對褚遂良卻是這樣的贊美:“褚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對褚遂良《蘭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備至(見前),甚至可以說佩服得五體投地。米芾的兒子米友仁同樣也是如此贊美:“褚書在唐賢諸名世士書中最為秀穎,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隸法,自成一家,非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記摘抄——關于羅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話說:“……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結構’(structure spirituelle),這是唯一的原則,其余則任憑你們創造……”。褚遂良提供給后人的,正是這樣一種“精神結構”,讓學習他的人。從他那里拿走筆法、拿走筆意、拿走結構、拿走法度,然后從事自己的創造、改革、翻新……。薛稷學他,瘦硬通神,躋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學他,風骨棱棱,不僅作為一時的名手,而且開啟了宋徽宗的瘦金體;顏真卿也學他,顏體楷書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書的基礎之上的。

  劉熙載在《書概》中對褚遂良有這樣的評價:“褚河南書為唐之廣大教化主,顏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廣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獨特地位。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經史,工于隸楷。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嘆息:“虞世南沒后,無人可與論書者矣!”魏征就推薦褚遂良,并說:“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寶愛王羲之書法,以金帛懸賞征購。一時天下王書爭送至京,難辨真偽。惟遂良能品評鑒別,并編目藏入內府。其書法繼承王羲之傳統,外柔內剛,筆致圓通,見重于世,與歐陽詢、虞世南、薛稷并稱“初唐四家”。傳世墨跡有《倪寬贊》、《陰符經》,碑刻有《雁塔圣教序》、《伊闕佛龕碑》、《房玄齡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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