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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獻之
  中文名稱: 王獻之
  又  名: 大令 字子敬 小圣 小字官奴
  朝  代: 東晉
  國  別: 中國
  籍  貫: 山東臨沂
  代 表 作
   美術圖片: 中秋帖(局部) 蘭草帖 十二月割至帖 歲盡帖 廿九日帖 承姑帖 授衣帖 新婦地黃湯帖 洛神賦十三行 舍內帖 諸舍帖 鴨頭丸帖 鵝群帖
  類  別: 古代書法家

  生平簡介

  王獻之(344—386)

  東晉大書家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山東臨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書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稱為“二王”。王羲之一家數子均諸書法,唯獨王獻之最具秉賦,敢于創新,不為其父所囿,從而也為魏晉以來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字在筆勢與氣韻上要超過其父,米芾稱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即是指在草書上的“一筆書”狂草。他還勸其父“改其體”,足見其書藝創造上的膽略,不愧被后世褒稱“小圣”。

  誕生于“書圣”之家

  王獻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東晉瑯玡臨沂(今山東臨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過州主簿、秘書郎、長史,累遷建武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故人稱“大令”。在書法史上被譽為“小圣”,與其父并稱為“二王”。

  從獻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傳授書藝。據說,羲之曾經從背后掣拔其筆,試測他的筆力,嘆云:“此兒后當復有大名!”可見王羲之很早就對他寄予厚望。傳為王羲之所撰的《筆勢論》云:“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并“今書《樂毅論》一本”,“貽爾藏之”。獻之確實書性穎悟,不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將意趣滲入書法中。相傳有一次獻之外出,見北館新涂的白色墻壁很干凈,便取帚沾泥汁寫了方丈大的字,觀者如堵。羲之見而嘆美,問是誰作的,眾人答云:“七郎。”

  王獻之書學思想高超,有遠見。他勸父親改體,不過十五六歲。他的書學見解之深似乎與年齡不相稱,但卻是事實。唐張懷瓘《書議》記載王獻之對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獻之認為事貴變通,章草的字字獨立以及波磔的生發,不能表現出更宏大的氣勢、奔逸的律動。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認為藁草與行書之間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徑,建議父親應當“改體”。王獻之對于傳統書體的深刻研究,對于創新路數的用心探索,確有過人之處。

  創新變體的書學是靈魂主宰并導引著這位書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別樹新幟。虞(龠禾)《論書表》載:“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指王羲之)?’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獻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輩,他的自我評價亦非無稽之談。孫過庭《書譜》載,羲之往京都,臨行題壁。獻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寫過,自以為寫得不錯。羲之回家看見了,嘆曰:“我去時真大醉也。”獻之內心感到慚愧。這傳聞足見獻之雖有志與父爭勝,卻亦有自知之明。獻之學父書,又轉學張芝,他不僅勸父“宜改體”,而自己也在實踐另創新法。

  張懷瓘《書議》曾這樣評價王獻之在書藝上的創造:“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歲便謝世,否則他在書藝上的成就當更為可觀。雖然如此,他已將自己的天賦資質、獨特的精神風貌、思想情感,一一融進他的書法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在書藝中留下不朽的名聲。

  王獻之本性瀟灑,超然于世俗禮法之外,“風流為一時之冠”。《書斷》曾載:晉太康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云臺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謝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時別人向他求書,也罕能得到;即使權貴逼他,亦不為所動。

  沉酣矯變的書法藝術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故只能從碑帖拓本中見其書藝。《宣和書譜》曾著錄獻之遺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則有二百四十三件法書為宣和內府所藏,可見當時獻之傳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跡均有真偽之爭。今人沈尹默曾談到:“獻之遺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見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鴨頭丸帖》。此外若《中秋帖》、《東山帖》,則是米(芾)臨。世傳《地黃湯帖》墨跡,也是后人臨仿,頗得子敬意趣,惟未遒麗,必非《大觀帖》中底本。……獻之《十二月割至殘帖》,見《寶晉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筆致驗之,與《大觀帖》中諸刻相近。”

   “二王”父子書藝之比較

  王羲之與王獻之的書法藝術的比較,書學史上眾說紛壇,褒貶不一,這里略作介紹。

  一、“內”與“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點,書家往往以“內”與“外拓”標示。如明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云:“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多姿”;“右軍用筆‘內’而收斂,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說:后人用內()、外拓來區別“二王”書跡,很有道理,大王“內”,小王“外拓”。試觀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用形象化的說法來闡明“內、外拓”的意義,“內”是骨(骨氣)勝之書,“外拓”是筋(筋力)勝之書,右軍書“一拓直下”,就是“如錐畫沙”。“外拓”的形象化說法,可以用“屋漏痕”來形容,放縱意多,收斂意少(參見《二王法書管窺》)。用“內”、“外拓”雖可說明“二王”書藝中許多不同處,但也不能涵蓋一切,細察也未必十分科學。大王能“內”也能“外拓”,當是“內”為主“外拓”為輔,小王能“外拓”也能“內”,當是“外拓”為主“內”為輔,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審美理想為轉移的。潘伯鷹說:“有人說羲之‘內’,獻之‘外拓’。這最多也只說得一半。”(《中國書法簡論》)此言頗有見地。

  二、技法來源之辨。清包世臣《藝舟雙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評米芾見解:“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今人侯鏡昶認為:包世臣以為大王筆源于隸,小王筆源于篆,此見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語概括鐘繇、王羲之、王獻之三家真行書特點及淵源:鐘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書,曲出于篆書,直出于隸書(《論鐘王真書和(蘭亭序)的真偽》)。看來王氏父子書藝有兩個主要來源,遠源均出于秦漢篆隸,近源則出于鐘、張,然后陶冶融鑄,發展成各自的體勢。

  三、草書聯綿之辨。王羲之學張芝草書,從形勢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鉤連,但一般不作多字聯綿,僅二至三字一筆出之。他用張草的使轉,發展為內向的、斂蓄的今草。王獻之既學其父,也學張芝,突破王羲之聯綿模式,成為更多字的貫通,為“一筆書”;由內向而轉為外侈,由斂蓄而化為奔逸。所謂“一筆書”是指“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參見《書斷》)。世稱“一筆書”始自張芝,王獻之則是以張芝為“杠桿”,以羲之草書為“支點”,完成一種“破體”的創造。

  四、骨勢之辨。羊欣說:“獻之善隸藁,骨勢不及父。”張懷瓘《書斷》中說:“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王獻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轉中有時未能沉著痛快,而有輕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內(扌厭)、重骨氣,故字勢雄強。當然這是從高層次上的比較。王獻之何嘗不重骨勢?如《洛神賦十三行》,清張廷濟在《清儀閣題跋》中說:“風骨凝厚,精彩動人”;“然風神駘蕩,氣骨雄駿,固已無美不臻”。當然王獻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錘煉多年,其骨勢自能更臻勝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說:“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羊欣也有同樣的說法。王獻之書藝體勢似鳳舞鸞翔,以紆回鉤連為流美,以縱馳放逸為快意,以墨彩飛動為神逸。張懷瓘《書議》中說其體勢“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同時也指出王獻之“時有敗累,不顧疵瑕”。其實王羲之書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議,韓愈《石鼓歌》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句。張懷瓘也說他“有女郎才,無丈夫氣”。晉人書法中的媚趣與時代風尚有關,這種“媚”,是一種雄媚,而不是柔媚。獻之之媚在流動跳蕩中、在險峻放逸中呈現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藝術哲思之辨。王羲之書藝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為中和,在多種對立因素之中調和統一。他在書法的形質(如肥瘦、方圓、短長、骨肉等)方面能無過無不及,在書法的神采(如奇正、氣度、韻趣等)方面無乖無戾。項穆《書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攸煥,正奇混成也。”與突破其父草書模式一樣,王獻之也是有意識地改變其父的創作思想,他將“中和”轉為“失衡”,走向以“奇”、以“險”爭勝的新境界。項穆也認為“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

  七、書體之辨。先說章草,王獻之承其父法家范,從《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風采。此帖章草筆法古雅,然俯仰跳蕩,大小錯雜,也顯示自由不拘的個性。再說楷書,南朝宋虞(龠禾)《論書表》說:“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張懷瓘《書斷》說,王羲之書寫《樂毅論》給獻之,獻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圣,筋骨緊密,不減其父。如大,則尤直而少態,豈可同年”。再說行書,王羲之情深調合,會古通今,創造卓越,《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王羲之是自覺地有意識地進行開拓、立法,為后世樹立了典范。而王獻之在行書上雖也頗有貢獻,但他的行書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規范,其凝練、器宇、才氣都不及其父。在草書上,父子各有特點,羲之特出不群,穎悟此道,除繁就省,創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筆書”方面卻是子勝于父。吳德旋評論說:“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辟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見《初月樓論書隨筆》)黃庭堅《山谷題跋》中又加以比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耳。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當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評價,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貶低王獻之。其《王羲之傳論》云:“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蘗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欽!”唐太宗的評論完全傾向于王羲之一邊,竟至以《蘭亭序》真跡殉葬。

  王獻之書藝的獨立價值

  歷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稱,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獻之書藝自有其獨立價值。

  王羲之至會稽后,書法藝術成就達到頂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筆札多為代筆人所書,乃有非議。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約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王獻之書因其媚趣研潤、逸氣灑脫,學其書者盛極一時。其間名家師法小王者,如《書斷》所載,即有桓玄、宋文帝劉義隆、羊欣等。特別是羊欣,被稱為“入于室者,唯獨此公”,所以時人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還有薄紹之、謝靈運、孔琳、邱道護、齊高帝蕭道成、蕭思話、范曄等,也各具小王意趣。這是王獻之聲譽日隆的一個原因。羊欣書藝獨步于王獻之之后,傳授門徒,使獻之的影響更為擴大。

  那么,唐太宗為何要貶低王獻之?有的學者認為,在初唐李世民要學書,必是從王獻之入手,因為那時王獻之的手跡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來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跡。李世民也許不甘心居于王獻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來。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貶低小王,當時人士懾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獻之署名的遺跡抹去其名字,或改為羊欣、薄紹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學小王者仍很多,特別是“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吳德旋語)。歐陽詢的真、行便既學大王,又學小王,而別成一體。近人沈曾植也說:“率更(指歐陽詢)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書家也學王獻之,張懷瓘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王紹宗,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孫過庭,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唐人對王獻之的草書很重視,尤其是狂草。張旭的草書就從王獻之化出。唐蔡希綜《法書論》云:張草“雄逸氣象,是為天縱”,“議者以為張公亦小王之再出”。懷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見趙涵《石墨精華》)。由此可見,盡管李世民貶低小王,但終唐一代,還是有很多人向王獻之學習的。

  五代后周楊凝式兼學“二王”,學習獻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說:“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以收濟放。(張)旭、(懷)素奇矯皆從而出,而楊景度為其嫡系。”(《海日樓札叢》)

  宋代四大書家之一米芾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獻之,并且心儀手追這種“天真超逸”的意趣。米書與小王書血脈貫通。另一書家蔡襄也說:“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幾。然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晉韻,其媚趣研潤則與小王近似。黃庭堅也稱贊“大令草入神品”,黃書“運筆圓勁蒼老,結體緊密縱橫處,從顏柳諸公上接羲獻”(笪重光語)。即如蘇軾,其書面目雖與“二王”不類,但也有相通之處。姜夔對小王也多推崇,曾說:“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磚志》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樂毅論》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來學小王書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趙孟俯,明代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王鐸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總之,王獻之的書藝對后世影響深遠,自有獨立的價值。以“二王”并稱也成了書史上的專名。“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獨絕”,難怪人們稱王羲之為“書圣”,稱王獻之為“小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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