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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淵

    李淵(566—635),字叔德,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西北),一說狄道(今甘肅臨挑),一說趙郡(治今河北趙縣),唐朝的建立者,史稱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統帥。

    李淵7歲時襲封唐國公,歷任隋千牛備身,譙、隴、歧州刺史,榮陽、樓煩二郡太守,殿內少監,衛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關右諸軍事,有曉衛將軍,太原留守等職。大業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揮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戰和長安(今陜西西安)之戰。義寧二年(618年)五月稱帝,立國號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擊滅割據隴西的薛仁杲、南犯河東的劉武周、據洛陽稱帝的王世充和前來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義軍首領竇建德、據江陵(今屬湖北)稱梁帝的蕭銑、據河北反唐的劉黑闥和丹陽(今江蘇南京)的輔公祏等,從而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傳位于太子李世民,為太上皇。卒于貞觀九年,廟號高祖。

    李淵是唐朝開國創業的軍事統帥,沈謀多算、善于決斷、既富遠見、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舊史書把大唐創業之功多歸于李世民,將李淵描寫成一位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人,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從有關史料看,李淵的軍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因勢借力、先取關中、后圖天下的興兵起事思想

    李淵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創業起居注》說他“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劉文靜也早就察覺他有“四方之志”(《舊唐書》卷六十七《李靖傳》、卷五十七《劉文靜傳》),他自己也認為,他們家是“繼膺符命”者。當隋煬帝要將其執送江都時,他曾單獨對李世民說:“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律之師。”(《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他將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會盟諸侯伐殷一樣推翻隋朝,奪取全國政權。他認為,劉武周等稱帝是“陳涉狐嗚,為沛公驅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又將自己比作劉邦。為準備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潛結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價購買突膠的馬匹。為隱蔽企圖,他“縱酒納賂以自晦”(《新唐書》卷一《高祖本紀》)等。這些都說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極富政治和軍事才能。晉陽起兵的決策也是他最后決定并付諸實施的。在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時機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將反對起兵的副留守虎貿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斬首,從而正式起兵反隋。從醞釀到起兵,體現了李淵周密計劃、積極準備、韜光養晦、乘機起事的思想。

    李淵起兵的戰略是:因勢惜力,發展自己,先取關中,號令天下,進而統一全國。所謂“因勢”,就是因天下大亂之勢;“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勢力為己所用。當時突躍的力量相當強大,“中國人歸之者甚眾”;李密領導的瓦崗軍是當時實力最強的起義軍。另外割據朔方(治今陜西靖邊白城子)的梁師都,馬邑(今山西朔州)的劉武周,金城(今甘肅蘭州)的薛舉,武威(今屬甘肅)的李軌等,均對李淵構成直接威脅,比較之下,李淵的勢力還比較孤弱,他要興兵起事,必須取得某些外部勢力的支援。為了將成為后顧之憂的突厥轉化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辭厚禮以結交之,甚至許諾:“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戰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給突厥可汗的信不署“書”,而署“啟”,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畢可汗轉而積極主張李淵取隋而代之。他派劉文靜去突照時說:“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當粟,聊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六月)可知派劉文靜去的任務名為借兵,實是聯絡突厥,防止其與劉武周聯合南侵。對李密,他則“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水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群賊鷸蚌之勢,吾然后為秦人之漁夫矣”(《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寫信稱李密為“當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圖箓,以寧兆庶”,講到自己,則稱“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極盡謙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從而心甘情愿地為李淵充當“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淵得以乘虛入關,奪取長安。入長安后,他推戴代王楊侑為帝,倡言“廢昏立明”,扛著擁隋的旗號,欲行挾天子令諸侯之故事,達代隋之目的,將“弒逆”的罪名留給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應天順人”的新主形象。這些,均體現他因勢借力、以屈求伸、發展壯大自己、成就大業的思想,較當時群雄過早地爭相稱帝高出一籌。

    李淵在取得長安后,不但占據了地理上的優勢,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獨厚,他出身關隴集團貴族,在關中有很大影響,入長安后,可以取得當地人士的廣泛支持;同時,占據京城,挾持隋帝,號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勢,為統一天下建立了最為理想的根據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二、軍政兼施、各個殲滅群雄、統一全國的戰略指導思想

    奪取長安是李淵統一全國戰略的第一步;殲滅群雄、消除割據則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和好突厥,經略西北,鞏固根本;第二階段是消滅關東、江南等群雄,統一全國。基本方略是各個擊滅,先北后南。

    李淵入據長安后,曾“以書諭諸郡縣,于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資治通監》卷一八五《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撫手段達到了不戰而勝、拓土徠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舉父子之前,他用認親和封官的手段相撫了李軌,從而對薛舉形成戰略牽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軌內部,得以不戰而降其地。在平蕭銑后,他命李靖為嶺南道撫慰大使,招撫嶺南96州等,都體現了軍政并用以制勝的策略思想。

    當時關東李密與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殺得難解難分。因此,李淵對他們仍采取坐觀虎斗、以敵制敵的策略,專力對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個殲滅、先急后緩的戰略,派李世民先消滅對長安威脅較大的薛仁杲;在劉武周南犯時,又“悉發關中兵”,派李世民擊滅之。在解除了這些后顧之憂后,才派李世民東出攻打王世充,奪占洛陽。為平定蕭銑,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協助趙郡王李孝恭做水戰準備,因準備充分,用人得當,指揮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劉黑闥和輔公祏,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大業。很明顯,李淵在戰略上運籌周密,決策正確,用得其人,是取得這些作戰勝利、從而統一全國的首要條件。

    三、正確料敵、集智用長、先勝后戰的作戰指導思想

    李淵在作戰指導上善于正確料敵,在此基礎上作出決策。如大業十二年(616年),李淵以不足5000人迎擊占優勢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說:“突厥所長,惟侍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陣,以矢為爪牙,以甲育為長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苔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被知無利,自然不來……若不決戰,難以圖存。”可見他對突厥情況了解甚深。李淵采取這一對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來戰。“如此再三,眾心乃安,咸思奮擊”,李淵乘機“縱兵擊而大破之”(《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計”敗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確料敵基礎上作出的決策。霍邑之戰,根據他對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誘敵出城、斷其退路、前后夾擊的打法,取得了勝利。南下攻長安時,他派王長諧等從梁山渡河,營于河西以待大軍。他對王長諧說:“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隋紀八》,恭帝義寧元年八月)他根據屈突通“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為捍御”(《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的特點,采取了避攻堅城、野戰殲敵的方略。這些都體現了他正確料敵、因勢定策的作戰指導思想。

    另外,李淵善于聽取大家的意見,集眾人之智為智,合眾人之長為長,從而作出正確決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傳來突厥聯合劉武周進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眾將商議對策,然后擇善而從,決定繼續南下。大軍受阻河東(治今山西永濟蒲州鎮),眾將或言先克河東,然后西進;或言避開河東,直取長安。李淵吸取了兩種意見的合理部分,留部分軍隊圍河東,自引軍西趨長安,亦是得策。汾陽人薛大鼎、河東縣戶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關中的建議,李淵都虛心聽取。傾聽各種意見并擇善而從,做到多謀善斷,先勝后戰,正是優秀的軍事統帥所必備的素質。

    四、因勢定制、嚴明賞罰、用人所長的建軍思想

    李淵重視軍隊制度建設,其基本做法是因勢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為適應戰爭的需要,他建立大將軍府,下設左、中、右三軍,由三個兒子分別統領,形成了有力的統一指揮體制;為擴充兵源,實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為提高軍隊戰斗力,必須“各因部校,序其統屬”(《唐大詔令集》卷一○七《備御》),恢復府兵制,分關中為12道,置12軍。三年,12軍各立軍號,分道治軍,耕戰結合。建立12衛和東宮6率,完善了中央軍事體制和府兵的編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發展。在治軍上,為適應興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廣施恩惠,不惜重賞;同時又強調嚴肅軍紀,禁止侵暴百姓。積極爭取起義軍的支持,收編其隊伍,以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對歸順者封以高官,如對關中起義軍首領孫華;對抗逆者,在將其打敗后,一般只誅敵首,對其余人采取赦“詿誤者”和善待俘虜的政策。強調賞罰公平,不分貴賤。霍邑之戰后論功行賞,有人主張應募之奴不能與良人同,李淵堅持按功行賞,因而較大地調動了軍隊作戰的積極性。在用將上,注重用其所長,如對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績等人的使用,都體現了這一思想,使他們在唐初幾次重大作戰中都較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特長。

    王夫之認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養之深,為能順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綏民志于未蘇,故能折棰以御裊尤,而系國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讀通鑒論》卷十一《唐高祖》)這一看法是比較中肯的。李淵作為開創唐朝大業的統帥,提出并實行了許多高明的戰略,其軍事思想理應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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