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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
  中文名稱: 道安
  性  別: 男
  生 卒 年: 312~385
  國  別: 中國

  生平簡介

  在格義之外,對佛教思想的另一種理解形成了般若學的六家七宗,即本無宗、心無宗、即色宗、識含宗、幻化宗和緣會宗六家,本無宗的另一家為本無異宗,成七家。道安是本無宗的代表人物。

  道安(312~385),俗姓衛,常山(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縣南)扶柳人。道安祖上世代習儒,但生當亂世,自幼父母雙亡,由外姓兄長孔氏撫養,苦孩子出身,他稱自己“生逢百罹”(《陰持入經序》,《出三藏記集》卷六)。罹者,遭災也。道安七歲開始讀儒書,聰明程度令鄉親們驚異贊嘆,十二歲出家為僧(此據《梁高僧傳》,也有記作十一歲、十三歲乃至十八歲者),因為他長得又黑又丑,雖然很有悟性,還是不受師傅重視,被打發到地里做了三年農活,但他并未因此而懈怠,“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道安傳》,《梁高僧傳》卷五)。他向師傅借來一部五千言的《辨意經》,晚上干完活回來交還,就能全部背誦出來。后又借一部一萬言的《成具光明經》,當晚歸還時又能全部背出,這才引起師傅的注意。道安年滿二十受具足戒。

  道安早年在游學時,曾在鄴(今河南省安陽市北)遇到神僧佛圖澄,受到佛圖澄的賞識,而其他僧人則因道安外貌不佳而瞧不起他。道安隨佛圖澄習法,佛圖澄講經,道安復講,僧眾有疑難,道安一一解答,毫不費力,以致于眾僧說:“漆道人,驚四鄰。”(同上)在佛圖澄門下,道安學習了佛教戒律、小乘及大乘般若學。

  佛圖澄死后的第二年,道安為避原后趙國的戰亂來到蒦澤(今山西省陽城縣)山區,“幽處窮壑,竊覽篇目”(《陰持入經序》),逃難中不忘讀經。還有一些僧人也來到這里,道安從他們受業,寫下《陰持入經注》、《大道地經注》、《大十二門經注》等禪經注釋。后來道安又因避亂而與同學竺法汰(同在佛圖澄門下)一起來到飛龍山(今山西省渾源縣西南),遇到先行到此的當沙彌時的好友僧光,故友相逢,自有一番欣喜。兩人一起討論佛理,對于“格義”的理解產生了不同意見。“安曰:先舊格義,于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嗚,何先何達?”(《道安傳》,《梁高僧傳》卷五)這時的道安已放棄了曾與竺法雅共同堅持的格義方法,認為它有違佛理,而僧光還是認為格義是“先達”即老前輩傳下的,不可以這樣妄加評說。道安強調弘傳佛法應該有正確的方法,別管他先達后達。這是道安學術風格的一個重要轉變。

  大約在東晉永和十年(354),道安從山西來到河北,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縣北)造寺建塔,傳播教義,他的信徒幾乎占河北人口之半,有“中分河北”之說。升平元年(357),道安回到河南的鄴,住在受都寺,在此組織了有數百徒眾的僧團。不久又多次避亂奔波,在前燕慕容□派兵攻河南時,道安投奔東晉疆界內的襄陽。

  在往襄陽途中行至新野時,道安提出了佛教發展的兩條措施,一是需要得到君王的支持,二要依靠大家的弘傳,在兇亂之年,尤應如此。“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同上)。他首先分張徒眾到各地傳教,命竺法汰到揚州,法和到四川,自己則率慧遠等弟子直奔襄陽(后來前秦攻襄陽時,道安第二次分張徒眾,慧遠東下,經荊州至廬山)。

  365年,道安到達襄陽,在此前后居住達十五年。在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中,道安潛心佛事,達到了其事業的第一個高峰。他在襄陽的活動,一是與名士、官員交往,如習鑿齒、郗超等。二是講經,每年講兩次《放光般若》。三是制定僧規,加強僧團內部管理。其僧規包括講經說法的儀式和方式;日常的修行、飲食諸方面的規范;布薩(每半月一次的誦戒集會)、差使(每年夏安居結束后,請有德者指出他人的罪過)和懺悔(自悔己過)諸方面的儀式和規范。四是整理、注釋已譯經典、創制《綜理眾經目錄》,第一次對歷代所譯各種佛經進行系統整理編目,并考證譯者,該目錄包括有經律論錄二百四十五部,百五十七卷,失譯經錄一百三十四部,涼土異經錄五十九部,十九卷,關中異經錄二十四部,古異經錄九十二部,疑經錄二十六部,十卷,以及自己的著述二十四部,十七卷和一些雜經志錄。有了這樣的經錄,后人的譯事和撰述,才有了可遵循的依據。道安對諸師所譯的重要經典都作有注釋研究,對《放光》和《光贊》兩種般若經則加以對比研究。道安在襄陽的事業,受到各方的敬重,也受到皇帝的褒獎,晉孝武帝下詔,令“俸給一同王公”(同上)。

  道安的功德,也引起了作為東晉敵對國的前秦君王苻堅的重視,他不但遣使送給道安許多尊貴佛像,甚至不惜以武力延致道安。東晉太元四年(379),苻堅遣苻丕攻占襄陽,第二年將道安請回長安,苻堅對臣僚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同上)一人為道安,半人為名士習鑿齒(習腿有疾,故稱半人)。

  在長安,道安被安置在五重寺。他既是苻堅的政治顧問,又是僧團的實際領袖,地位至尊至貴。道安在長安的主要貢獻是組織力量,依托國家的支持翻譯佛經,主要翻譯新傳入的小乘說一切有部經典,包括經、律、論三部分內容,也翻譯過大乘佛典,如作為《大品般若經》補譯的《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鈔》。

  道安總結了佛經漢譯的經驗,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五失本是講在五種情況下可以改變或失去原經本來的表達方式。一是把原本的倒裝句改為漢文的表達習慣。二是把原本質樸的表達方式加以修飾,以適應漢人好文飾的心態。三是刪除原本中的繁雜重復之處,使之簡約。四是原本中總結全文的“義記”部分,因為與前文重復,可以不譯。五是原本中在講完一事而另述一事時,習慣于先重述前事,再啟下文,這段重述可以不譯。三不易是講有三種情況使得譯者很難表述佛經原意,一圣人作經,都是因時制宜,譯文也應適應時勢,這就比較困難。二是譯文應當適應人們的理解能力,而這樣做也比較困難。三是經文離佛久遠,理解力平平者要準確表達出經意,相當困難。有這三大困難,譯經應當謹慎。

  道安還統一了出家人的姓氏,他認為大師之本,莫尊釋,應以“釋”為沙門姓氏。這有利于增強僧團內部的凝聚力,得到大家的認同。

  秦建元二十一年(385),道安在長安五重寺圓寂。一生著述,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中收有二十四篇,卷六中收有六篇經序,卷七中兩篇,卷八中一篇,卷九中一篇,卷十中四篇,卷十二中三篇,另有標為未詳作者者而肯定為道安所作的七篇,元康《肇論疏》卷上中收《性空論》一篇,《鼻奈耶經》卷首的《序》一篇,等等,現存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較少。

  道安的佛學思想,在戒定慧三方面都有建樹,尤以其慧學中的般若性空思想在佛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安的般若性空義被稱為本無宗,其基本意義是“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吉藏《中觀論疏》,《大正藏》卷四十二)。這容易誤認為是一種宇宙生成論,但道安要說明的是無或空是萬法的根本,諸法本來是無,一切諸法,本性空寂。這是一種本體論,與竺法深為代表的本無異宗不同。本無異也講諸法本無,但更強調未有色法而先有無的從無生有的宇宙生成論。道安的本無則在說明萬法之本性、本體的空或無,所以,本無宗可以稱為性空宗。

  世界分成本體和現象兩部分,如同易學所講的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之分。世俗之人不懂這種區分,不知在現象之后所存在的本體,執著現象為實有,并生出種種異想忘念。要破除這種妄執,必須讓眾生明了諸法性空之理,所以道安說:“人之所滯,滯在未(末)有,若詫(宅)心本無,則異想便息。”(同上)這稱之為崇本息末。

  戒學方面,道安認為,雖然說戒定慧三學是“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比丘大戒序》)。但戒學是三學之首,在家和出家信徒都應從戒學開始學佛,“莫不始戒以為基址”(同上),戒是規范人們行為的,行為如果不矜不莊,就已產生了傷戒之心,如此則難免不入三惡道。因此說,戒學最為重要。道安強調堅定戒心,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不過道安也主張,持戒必須以般若為基礎,悟般若真諦,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持戒,“執大凈而萬行正”(《合放光、光贊隨略解序》)。這樣的持戒境界,稱為無戒無犯。

  關于定學或禪學,道安的前期思想主要重禪學,受佛圖澄影響較深,后期則轉向般若學。道安講,定有三義,即禪義、等義、空義,以此對治貪嗔癡三毒。禪定的目的在于進一步認識本無,“執寂以御有,崇本以動末”(《安般注序》)。可以看出其禪學也是和本無論相聯系的。

  道安是東晉時期最博學的佛教學者,佛教僧團的領袖。他的學識和人格,在當時受到極大的推崇,成為人們的楷模,而其本無論,與玄學中王弼的貴無說有著邏輯上的內在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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