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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雄--蜀中大儒

(前53—18)

    揚雄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漢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學家、思
想家兩種身份。《漢書·揚雄傳》載其“年七十一,天風五年卒。”(下引本傳,
不再出注)天鳳為王莽新朝年號,五年即公元18年。其生當在漢宣帝甘露元年,為
公元前53年。是一個跨世紀的人物。揚雄一生歷官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及
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歷經兩朝,歷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煥然,學問淵博;道
德純粹,妙極儒道。王充說他有“鴻茂參圣之才”;韓愈贊他是“大純而小疵”的
“圣人之徒”;司馬光更推尊他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一、西蜀一廛氓  清靜事無為

    揚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雄自序“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
家境接近于貧困線。但若考其遠祖,可稱得上是王侯世家。本傳稱:“其先出自有
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處“河汾之
間”,在今山西南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司馬叔侯曰:“虞、貌、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揚為姬姓可以無疑,是周王族支庶。不過,到底揚氏
屬于周王哪一支,因時代綿遠,后青衰微,到揚雄時已不可考。雄又說:“周
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智)
伯弊。當是時,逼揚侯,揚侯乃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據此,揚雄的祖先春秋時
曾自稱“揚侯”,晉“六卿”之亂,揚侯受韓、趙、魏的逼迫,舉族南遷楚國境內
的巫山地區,似乎揚氏是失利的范、中行、智伯的同黨。不過此說有兩點可疑,一
是揚氏稱侯,不見于史載;二是范、中行、智伯也不是同時被滅,揚氏無由受到牽
連。東漢張衡對此有不同說法:“晉大夫食采于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
如此,則揚氏當時不過是晉國的一個大夫,根本沒有揚氏稱侯這回事。揚氏南
遷也不是由于三家之逼,而是揚食我有罪絕封,逃難南遷。晉灼、顏師古極贊成此
說。揚雄自序家譜容或有為祖先粉飾的嫌疑,“揚侯”也許是當時對有身份者的尊
稱,揚雄誤以為五等爵的“侯”爵,反有僭越之嫌;但說揚氏出自有封邑的周室子
孫,應當沒有疑問,即便是晉大夫,也不影響他的周室血統。
    楚漢相爭,揚雄的先人們為避戰亂,又溯江而上,“處巴江州”,巴郡江州即
今四川重慶。避亂時期揚雄祖先都沒有事跡可述,直至其五世祖揚季稍起其家,官
至廬江郡太守。廬江郡在今安徽廬江縣。漢武帝元鼎年間,揚季因逃避仇家迫害,
棄官,“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郫即今四川郫縣,附近郡邑成都,故本傳
又說他是“蜀郡成都人”。今鄲縣境內猶有揚雄墓、子云亭等遺跡,劉禹錫《陋室
銘》所詠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國《樂山縣志》引《名勝志》《屏山縣志》
《方輿考略》《蜀水經》說:“子云,江原人。初遷沐川;繼遷健為,居子云山,
在鍵為東南十五里,揚雄故宅在焉;再遷成都金花寺。”并按:“當云:再遷樂山,
四遷成都。”此外,揚雄有《綿竹頌》,今綿陽市又建有子云亭。似乎揚氏入蜀后
曾屢遷其居,蹤跡幾遍川西各地。
    揚季來到鄲縣,再度成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有室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一廛即一百畝。《孟子》:許行對齊王“愿受一廛以為氓”;晁錯《論貴粟疏》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可見一廛土地,在地
廣人稀的古代社會實在是個小數,僅是戰國秦漢時期五口之家維持生計和提供賦役
的起碼條件,屬于普通自耕農家庭,還夠不上“小地主”的水平。楊氏人丁也很單
薄,雄云:“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揚于蜀”。在那個重資產、講族
勢的社會里,一個產業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環境里生存下
來,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來王充說:“孔墨祖愚,丘翟圣賢;揚家不通,卓
有子云。”(《論衡·自紀》)正是指的這一情況。
    

    揚雄之時,家道仍無絲毫改觀。自序說:“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
又作《逐貧賦》云:“揚子適居,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有人將此賦敘入揚雄晚年,不確。賦明云“左崇山,右曠野”,正是他
隱居于岷山之南,卜處于成都平原之間的情景。此時他窮困潦倒,與乞兒為伍,
“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地步
了。為了生計,他不得不頂風冒雨,親操耒耜,參加生產勞動:“身服百役,手足
胼胝;或耕或籽,沾體露肌。”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形象。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
人之業自任,不以產業為意,“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對“既貧且簍”
的家道,處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讀“圣人之書”,非此無所嗜好。如果說西漢
初期的董仲舒是一個“三年不窺園”“志在經傳”富而好禮的純儒的話,那揚雄就
是一位“憂道不憂貧”的君子,是“飯疏食飲水”亦樂在其中的顏回似的“臞儒”。
    根據揚雄自述,其為學有兩個特點,一是“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
不見”。章句是西漢今文經治學特點;訓詁是東漢古文經學的特點。揚雄不講章句,
只究訓詁,開創了樸實的古文家風。今文經學者,世守師說,規規以師法章句為意,
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則主張博覽泛觀,東漢時期的古文大師,如桓譚、班彪、
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覽群書”,以此為法。可見沖破西漢今文章句,開創東漢
古文家法,正是揚雄首開其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靜無為。自序說:“為人簡易佚
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
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簡易佚蕩、清靜無為、少嗜寡欲、淡漠榮利
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響的表現。揚雄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
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是一個好學、深思,同時又有高尚修養
的儒者。而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師嚴君平。
    嚴君平,名遵,君平乃其字也。成都人。博學德高,隱于市井。“專精
《大易》,沈于《老》《莊》”,是一位民間的道學高人。《漢書》說君平漢
末賣卜成都市,借卜筮來宣揚正道,啟人善心:“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
順,各因勢利導之以善。”淡薄榮利,以道學為樂,每日才閱數人,“得百錢足以
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班團還說:嚴遵“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
(莊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
賢者稱君平德。”揚雄《法言》中亦有嚴君平的贊辭:“蜀莊沉冥,蜀之才之
珍也,不作茍見,不治茍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
珍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蜀莊”,即蜀人莊遵。“沉冥”,即潛隱自
晦。“不作茍見”,不屑進見權貴。關于此,《漢書》還有一則故事,說是杜陵李
強與揚雄友善,雄曾屢次向李稱道嚴君平美德。后來李強出為益州牧,以為可以收
用君平,臨行,揚雄告戒說:“君備足禮數與之相見,此人可以得見,但不可使其
屈身事人。”李不以為然。及至成都,致禮相見,面對君平的飄然清高,李強終不
敢提讓君平出來輔助自己的事。“不治茍得”,即不貪財貨,亦《禮記·曲禮》
“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之意。“久幽不改其操”,即長期隱居幽處,自甘淡
泊,也不改自己清虛自守的操行。由此看來,揚雄“博覽無所不見”,得益于君平
“博覽無不通”;揚雄“清靜無為少嗜欲”,得益于君平治《老》《莊》《周易》
之學以及他的“沉冥”之習;揚雄淡泊名利,得益于君平“不治茍得”;揚雄“不
事富貴”,得益于君平“不為茍見”……凡此,俱看出君平對揚雄為人和學術的巨
大影響。無怪乎揚雄要再三地贊嘆,比之于隨侯之珠、和氏之壁了。《漢書》說
“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據學者考定,“君平益生
于昭帝始元、元風之間(前86一前80年),卒于王莽代漢之時,即公元十年左右。”
君平能獲得蜀人的普遍敬重,至東漢不絕,可見揚雄所稱美,并非一家俬言。
    君平之外,揚雄還有一門遠親林間翁孺,通明訓詁,尤曉異代方言,揚雄從他
學文字語言之學,為后來成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學家,奠定了基礎。揚雄《答劉歆
書》說:“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囗軒之使,奏籍之書,
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當作莊,俗人所改)君
平、臨筇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囗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
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
所謂“描軒之使所奏言”域“囗軒使奏籍之書”),即指周秦時期,朝廷所派使者
收集的各地方言資料。當時藏于朝廷檔案館,周秦既亡,囗軒之書散在民間。中土
“遺棄無見之者”,漢代博學如劉向者,亦只“但聞其官不詳其職”。但在邊遠的
巴蜀還略存梗概,嚴君平有數千言,林間翁孺則其書略備。“揚雄聞而師之”。
翁孺死而無后,其妻棄家改嫁,揚雄遂盡得林氏方言之書。后來揚雄作《囗軒使者
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就是以林書為依據的。
    除師事近賢外,揚雄還遠慕前輩鄉賢司馬相如。自序說:“先是時,蜀有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仿照司馬相如,制
作大賦。又曾奇屈原之文遠過相如,對屈原不遇明君,自沈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
惺惺惜惺惺,憫其人,“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不過揚雄并不以屈原采取
自戕的形式為然,“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將愛國情懷與老莊放達結合起來,這是揚雄的進步之處。于是作《反離騷》,自岷
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還依傍《離騷》,引申其意,作《廣騷》;依傍
屈原《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則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
時也借以表現自己的愛國熱忱。這些賦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廣離騷》有“漢十世
之陽朔”,陽朔是成帝年號,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呂后至成
帝為十世,后來雄作《甘泉賦》開篇即說“惟漢十世”,亦是這種用法。陽朔年間,
正雄30至34歲之時,其時尚在蜀中,茲后揚雄又作有《縣邸銘》《王佴頌》《階闥
銘》和《成都城四隅銘》(《文選》李周翰注說還有《綿竹頌》)等辭賦,卻給揚
雄斐聲京華帶來了契機。這些賦大都是對家鄉山水景物的歌頌。漢賦講究“弘麗溫
雅”,弘即博大,鋪張揚厲,氣勢磅礴;麗即富有文彩,華美可觀;溫即溫和含蓄,
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陳典故。總之即要求做到大氣勢、好文采、深寓意、大學
問。一篇好賦,往往集作者辭章、才氣、哲思與數典于一體。賦其實也是文人才學
識德等素質的綜合表演。因此許多文人為了一篇好賦,常常搜腸刮肚,冥思苦想,
為收集典故和謀篇布局,耗費十數年功夫。張衡寫《二京賦》花了十年,左思作
《三都賦》用了一紀(十二年)。而揚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寫成這樣多賦篇,充分顯
示了他的高情與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揚雄的才華不久便被當朝天子知道了。

                       二、一賦動天子  京華賦奇文

    揚雄《答劉歆書》說:“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
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
雄遂以此得見。”《文選·甘泉賦》李周翰注:“揚雄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
文,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
‘非也,此臣邑人揚子云。’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兩處所載,只在賦名和
篇數上有分歧,但為楊莊所薦則一致。揚雄自序亦謂:“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
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客”即楊莊。
    但是《漢書·揚雄傳》班固《贊》卻說:“初,雄年40余,自蜀來游京師,大
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余,奏《羽獵賦》,除
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并。”《華陽國志》卷10從之。似乎揚雄受知成帝,
是王音所薦。這是不確切的。首先,班說揚雄年40余接受大司馬王音召薦,在時間
上有問題。揚雄生于甘露元年(前53年),40余歲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以后。
考《漢書·成帝紀》和《百官公卿表》,陽朔三年(前22年)九月,王音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其時雄年32;永始二年(前15年)王音卒,其時雄年39。都不合“四十
余”之數。前人已注意及此,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在詳細排列了揚雄時間表后,
說:“案古四字作至,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30余始合。”今人亦有從其
說者;其實班氏說“雄年40余自蜀來游師”在年歲上不誤,雄自序“客”薦揚
雄時“上方郊祠甘泉泰峙”云云,又具體羅列了正月從調甘泉奏《甘泉賦》,三月
從祠河東后土上《河東賦》,十二月從羽獵奏《校獵賦》,明年秋從胡人射獵長揚
上《長揚賦》全過程。案之《漢書·成帝紀》及《郊祀志》,甘泉泰峙、汾陰后土、
雍五囗,陳倉陳寶四祠的恢復,在永始三年(前14年)十月。其后,成帝曾四幸甘
沈泰峙,分見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綏和二年的正月;四幸河東祠后土,
分見于永始四年、延元二年、四年、綏和二年的三月。《成帝紀》元延二年載:
“冬,行幸長揚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長陽宮,賜從官。”將冬十二月的羽獵與次
年秋與胡客獵合為一事,并同歸于元延二年。《通鑒考異》斷本紀有誤,認為當從
揚雄自序。但兩者記載元延二年冬成帝曾舉行狩獵活動卻是一致的,那么,揚雄奏
《羽獵賦》的時間就非二年莫屬(其余《甘泉》《河東》二賦作于元年,《長揚賦》
則作于三年)。班固《贊》語所說“待詔歲徐,奏《羽獵賦》(即《校獵賦》),
除郎”,也與自序所敘一年內的活動相符。揚雄時年43歲,則其被薦應在元延元年,
時年42歲。如果是30余歲,則在陽朔年間(前24一前21年),甘泉諸詞已罷,絕無
“上方郊祠甘泉……”之事。可見“年40余”之說不誣。只是班團在。待詔年余”
前加入了“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一節,是不確切的。其次,
班氏之說與揚雄自己的記述不符。《漢書·揚雄傳》前半部系采自揚雄自序,
班氏在《贊》語中有明確交待,唯“贊曰”以后文字是班氏補充。如前所揭,揚雄
自序稱“客”薦,《答劉歆書》又明云“楊莊”所薦:俱不言及王音。一者出于揚
雄自述,一者出于后人追記,從史料價值上看,當然自述可靠。當然,也有一種
“可能是表示揚雄不愿談到他和王音的關系”,但這種可能性不大。王音是王
莽從叔,王太后遠房侄子,他雖是以外戚身份繼王鳳為大司馬,但在王氏諸侯中還
是比較賢明的。《漢書·元后傳》說:“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
忠節,輔政八年,薨。”是可信的。看來揚雄如果真是得力于五音,沒有理由隱諱
不言。又有人懷疑《漢書》“王音”是“王根之誤”、或王商之誤[?
,班氏
明明說揚雄受薦后,“除為郎,給事黃門,與劉歆、王莽并”,作為同僚的劉歆,
對揚雄的出處進退,肯定清清楚楚,揚雄要在他面前掩遮真象,諱言王音(或王根、
王商),豈不欲蓋彌彰?顯然,揚雄受知王音的說法是不可靠的,但說他“年40余”
才游京師,并以辭賦獲得官職卻是事實。
    《漢書》本傳說雄“為郎給事黃門”;《陳遵傳》稱“黃門侍郎揚雄”,知雄
當時任為黃門侍郎。郎官本為皇帝近衛之官,無定員,備宿衛、侍從,與皇帝頗為
親近;郎也是漢代官僚“預科班”,為郎者經過考核合格,可以作執掌實權的京官
和地方官,當時叫“郎選”。因此漢代許多有名望、有成就的大僚多由郎選出身,
絕少例外。可是揚雄就是這“例外”中的一個。他自40余歲來京師,43歲為黃門侍
郎;直到71歲逝世,在京師共度過了30年的宦游生涯,共經歷成帝、哀帝、平帝和
王莽的新朝四世兩朝,只在王莽初轉過一次官,做過十年中散大夫,竟20年間未徙
官!揚雄的京師30年,可分成兩段:成帝朝,他作文學侍從,擅揚文賦,斐聲京華;
哀平新莽時,他大隱于朝,潛心學術。
    揚雄自元延元年被薦待詔,至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職約五年余。
五年中,揚雄主要是出入侍從,以文賦服務于封建帝王。據雄《答劉歆書》,他接
受成帝詔命,似乎不是為了仕宦騰達,只是為了求得在生活有保障后,隨心所欲地
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他說:“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
之文,愿不受三歲之奉(供職),且體脫直事(值班)之繇(差役),得肆心廣意
于以自克就。”三歲之奉,即三年一考績的地方官;直事之繇,即輪流值班的朝廷
官員。沈博絕麗,既有思想(沈)又有內容(博),文彩煥然(絕麗)的文章。他
自己奏請既不愿作地方官,也不愿作朝官,只希望做個有奉祿的專業文人和學者。
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學侍從的需要,于是“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
得觀書于石室”。皇帝下令永不奪俸,讓他終身享受政府津帖;尚書臺給學術事業
費(筆墨錢)六萬,還特許在國家檔案館(石室金柜)看書。揚雄如愿以償,成了
一個由皇家供養的專業作家和專職研究員。這樣過了一年,揚雄寫了《繡補》《靈
節》《龍骨》詩銘三章。成帝讀了非常滿意。從此,揚雄獲得更多的機會出入侍從,
以文學服務于皇帝。故王充《論衡·佚文》說:“孝武善《子虛》之賦,征司馬長
卿;孝成玩弄眾書之多,善揚子云,出入游獵,子云乘從。……故曰玩揚子云之篇,
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這一時期揚雄尚存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主
要有《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揚賦》四大賦,亦即本傳贊所說“辭莫
麗于相如,作四賦”的“四賦”。
    揚雄作四賦免不了稟承皇帝意旨,有歌功頌德之嫌;在形式上又多模擬相如作
品,有東施效顰之憾。但是揚雄每作賦都精思熟慮,十分用功,范文瀾先生說:
“(揚雄)用思構辭,還保留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漢辭賦家揚馬(司馬相如)并稱,
就在于揚雄的模擬不同于一般庸者陳陳相因的模擬。”事實正是如此。桓譚
《新論》說:“子云亦言。成市至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臥,夢具五臟出
地,以手收之,黨大少氣,病一歲徐。”說揚雄奉詔作《甘泉賦》,賦成,疲
倦困臥,夢中五內劇痛,醒來大病了一年。漢代還有雄偉《甘泉賦》成,“明日進
卒”的傳說。可見其用思之專,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前輩。此外,作為一位
深受儒家愛民裕民思想和道家清靜無為思想薰陶的正直學者,揚雄也不滿足于辭賦
的形式美,而是非常注意辭賦的思想內容,常常以賦施諷諫,寓諷于頌。其時,成
帝受晚年無子煩惱的困擾,析鬼事神“以求繼嗣”。在揚雄被薦待詔前兩年,成帝
要母后王太后下詔恢復久已廢止的甘泉泰峙、汾陰后土、雍五峙、陳倉陳寶四柯,
隔年輪流舉行一次盛大的行幸祭把活動,排場之大,修飾之盛,自古少有,巫風鬼
氣,勞民傷財。成帝晚年,又沉溺聲色,與趙飛燕、趙合德姐妹縱情淫樂,將政事
一委王氏外戚掌管,王氏五侯,氣焰薰灼,終于積重難返,釀成后來王莽篡逆之禍。
成帝還醉心于飛鷹走狗,逐獸狩獵,他常常親率宮廷侍衛出入郊外。有時甚至下令
長安附近的人民停業罷產,到南山捕獲野獸,放回皇家獵場,再行獵狩,嚴重地妨
礙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產。對于皇帝的這些胡作非為,揚雄在辭賦中進行了必要
的勸戒。本傳說: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諷)。
    《甘泉賦》全文載于《漢書》本傳之中。揚雄自序創作意圖說:甘泉宮本秦朝
舊宮,武帝時增建通天、高光、迎風三殿,遠近建筑群鱗次櫛比,“游觀奇屈瑰瑋”,
大大違反了“木摩而不雕,墻涂而不畫”的古意,更迥異于“周宣所考,盤庚所遷,
夏卑宮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雖然甘泉宮不是成帝所建,但成帝縱情奢侈,王
氏五侯的連云府第,早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于是揚雄將甘泉宮稱作神話中的帝室
“紫宮”,想告訴皇帝這已超出人力的范圍,只有天神才能雕琢,與后來詩人“此
曲只應天上有,哪得人間處處聞”的譏刺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時趙飛燕正大幸成帝,
皇帝每次行幸甘泉,趙氏皆盛備車騎,招搖過市,大有令神仙卻步,叫山神開道的
氣勢,于是揚雄在賦中又以“屏玉女,卻伏妃”來諷刺她。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模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色,
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
以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
    成帝行幸河東,遠祠后土,沿途歷觀殷周圣跡,揚雄以為“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與其興師動眾,祈求神靈,不如踏踏實實地勤己修政,還可望實現天下
大治。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諷)。
    揚雄認為,古時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的收入足以
供給郊廟、維持國際間正常邦交、保證皇室百僚的膳食供應就夠了,從不侵奪百姓
種植桑麻和糧食的肥田美地。人民百姓,女子紡織有所剩徐,男子耕作有所積儲,
國民殷富,上下豐足。因此,甘露、醴泉、鳳凰、黃龍、麒麟、神爵等祥瑞之物,
不求自至,社會就太平無事。從前禹任用伯益作虞官管理山林,上下和諧、草木茂
盛;成湯愛好田獵,天下卻十分充足。文王有百里園囿,人民還以為太小;可是齊
宣王只有40里,人民卻嫌其太大。其原因就是“裕民”與“奪民”的區別。到了漢
家,武帝廣開上林苑,南傍南山,北循渭水,周圍數百里;又大開昆明池,廣建離
宮別館,模仿傳說中的蓬萊、方丈、瀛洲,“游觀侈靡,究妙極麗”。一旦舉行羽
獵活動,敗車、戎馬、器械等等所設,往往“尚泰奢麗夸詡”。非特武帝如此,縱
情聲色殉馬的成帝又何嘗不是這樣?這就是揚雄《羽獵賦》創作的背景。
    元延三年秋,成帝為了在胡人面前炫耀漢家富于禽獸,命令右扶風驅使人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置網,“捕熊羆、豪豬、虎豹、囗囗、
狐兔、麋鹿”,用建有獸籠的“檻車”運到長楊射熊館。再放到用網羅木樁建成的
圍場之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成帝則在圍場外欣賞。這種無聊行為,
使“農民不得收斂”者彌月。揚雄曾隨成帝到射熊館,親睹其狀,于是“還,上
《長楊賦》”。賦中揚雄“藉翰林主人”與“子墨客卿”的對話,對長楊射獵作了
夸張的描寫,亦希望統治者對這場“擾于農民,三句有余”的荒堂作法有所反省。
    后來揚雄作《法言》說:“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晝,絲
人不足于夜之謂惡政。”(《先知》)禽獸食人之食,因狩獵而影響農民勞作;上
木衣人之衣,祭祀偶象而侵奪人民衣服。這兩大惡政都是成帝為之而不悟的弊政。
針對成帝晚年沉溺酒色,揚雄還作有《酒賦》,賦中虛設“酒客”與“法度士”相
論難,“以諷諫成帝”。無處不表現出他盡忠報國的心愿。由于揚雄賦兼具思
想性、藝術性二美,大受正直的人們稱賞。王充《論衡·效力》說:“世稱力者,
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云,文之鳥獲也。’將揚雄與西漢大儒董仲舒相提并
論,說他們是文章圣手,筆力千鈞。后生晚輩,更是步其后塵,模仿習作,當時年
僅13歲的翩翩少年、后來的大思想家桓譚即是其中一個。《新論》有云:“予少時
見揚子云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狠欲逮及,嘗作《山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
病。”后來二人遂成為忘年之交。
    可是,至高無上的專制君王,是一群只望天佑,不怕天罰的無恥之輩,群臣進
諫,說重了將犯送鱗,引起震怒,說輕了又無濟于事,漢成帝雖說不上是拒諫飾非
的暴君,卻也不是從諫如流的明主。劉向、谷永上書直切,成帝也只是“心善其言”,
“然終不能用”。何況賦體雍容,勸十諷一,作者寫賦,必搜羅奇事妙語,推類極
至,磅礴宏大,渲染得無以復加,然后才歸結到正道上來,稍事諷諫。諷諫之辭并
不明顯,全靠自覺的統治者細心領會。否則,讀之者佯若不知,就會“勸而不止”。
漢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武帝讀后,反而“飄飄有凌
云之志”。王充《論衡·譴告》說:“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
乃仙仙有凌云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云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
人力所能為,鬼神乃可成。孝成不覺,為之不止。”正是指的這一情況。況且既是
應命制作,自然首先得討皇帝歡心,就像徘優弄臣一樣,有違賦詩言志、采風觀俗
的古訓。鑒于此,成帝末年,揚雄除了用賦來抒發自己的感受與牢騷而外,“輟不
復為”了。他晚年作《法言》還對此事作過反省:“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
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
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三、潭思渾天術  草擬《太玄經》

    揚雄不再作政治諷喻賦,又不愿卷入外成專權的斗爭中去,于是他轉向天文歷
法,研磨“渾天之術”,為將來撰寫《太玄》作準備。本傳說:揚雄意識到“賦勸
而不止”,“輟不復為”后,遂“大潭思渾天”。四川自來有重視天文歷法的傳統,
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大概周靈王時,明于歷數的萇弘貶死于蜀,天文歷數之學遂傳
于巴蜀。至西漢洛下閎而大放光華。洛下閎字長公,閬中人,漢武帝時征詣待詔太
史,與太史公司馬遷、鮮于妄人等同造《太初歷》,他的成績是闡明“渾天說”,
將“四分法”的瑞顓頊歷改造為《太初歷》的“八十一分法”。又制造渾天儀(又
稱員儀)來模擬天體運行,計算時節,比較合乎天體運行規律。因此自《太初歷》
制定之后,歷代歷法都只在此基礎上作某些校正,無根本改變。蒙文通先生又考論:
“辭賦、黃老和卜筮、歷數是古巴蜀文化的特點。”揚雄的前輩學人,司馬相
如擅文賦,洛不閎長天數,嚴君平兼黃老、卜筮,揚雄既從嚴君平肄業,傳習黃老、
易卜之術,是一位思想家;又依仿相如為辭賦,是漢末杰出的文學家;今又傳洛下
閎之業,研算天文歷法。于是,古代巴蜀傳統四學,兼而有之,最為全面,最為博
洽。
    揚雄接受“渾天術”還有一番曲折。自洛下閎被詔入都后,蜀中似已不傳渾天
之術,故揚雄初時傳習的是蓋天說。桓譚《新論》:“通人揚子云,因眾儒之說天
以為蓋,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余難之,……子云無以解也。”蓋
天說以《周髀算經》為代表,認為天如車蓋,地如車輿,天蓋自東而西旋轉,日月
星辰也就隨之出現東西交替。這顯然只是古代先民們觀察天文現象的直觀感受。揚
雄到長安待詔黃門后,才改習渾天說。渾天說,認為天地如雞蛋,地和天宇的關系
就像蛋黃與蛋殼的關系一樣。天地皆乘云氣和水而立,天旋地轉,彼此互有上下,
因而呈現出日升月落。節候變化現象。這顯然比蓋天說要進步得多。揚雄改從渾天,
主要得力于兩個人,一是同輩講友桓譚,二是當時在黃門作渾天的老工人。《新論》
說:“揚子云好天文,問之于黃門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
度,殊不達其意。’”“黃門作渾天老工”,即黃門官署中能制渾天儀的老工人,
他告訴揚雄,年青時只能按照設計圖紙和尺寸,依樣制作,但不知道其中原理。但
是,桓譚卻是能知道其中奧秘的渾天派學者。桓譚字君山,成帝時亦為郎,博學多
通,遍習五經,能文章,尤好古學,“數與劉歆、揚雄辯析疑異功。辨析的內
容,當然包括天文學。《新論》還記載了一場戲劇性的故事:桓譚曾與揚雄一道奏
事,坐在白虎殿廊虎下等待回報,因天氣很冷,就背對作太陽取暖。一會,日光離
開人背,不再照曬著他們了。桓譚借此對揚雄說:如果像蓋天論所說天蓋西轉,日
月西行,陽光應該一直照著我們并向廊廡的東頭深入,不該離開我們。現在日光離
去,正好證明渾天法則,太陽乘云氣浮沉,改變了方位。揚雄受此啟發,立即改信
渾天說。從此成了渾天說的忠實擁護者,并公開與蓋天說論難,著《難蓋天人事》
與之論戰。其《法言·重黎篇》說:“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闡明)之,
鮮于妄人度(計算)之,耿中丞(壽昌)象(模擬)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論難)未幾(近于道理)也。”認為渾天說與天
體運行規律十分接近(幾),而蓋天說則于事無驗(未幾)。
    尤其可貴的是,揚雄運用渾天說原理入《太玄》,創造了一種新的模擬天道人
事運動變化規律的哲學著作。自序說:“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
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正是討論用渾天入《太
玄》的原理。
    揚雄作《太玄》,具體在哀帝朝。當時,外戚丁氏、傅氏及佞幸董賢先后當權
用事,一些趨炎附勢之徒依附他們,多平步青云,起家為二千石大官。揚雄不屑同
流合污,無所依傍,淡泊自守,草擬《太玄》以寄托天人之思。有無知之徒嘲笑他
“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以便“歷金門,上玉堂”,謀取
榮華富貴。卻來作《太玄》,為經五千,為說十萬,雖然“深者人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巧思極慮,可以說是無思不用其極了。可是還是
“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官卑職微。豈非為玄不玄,功夫未到,“其玄尚
白”乎?對此,揚雄作《解嘲》一篇,忠告熱衷進取的勢利之人: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現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囗(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守
默,守道之極。愛清愛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異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囗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
    嘲笑他作《太玄》的人今已不可詳知,但在眾人盡皆棄競于勢路利津的當時,
作這樣一件自苦無益的事,實在令許多人不能理解。本傳載,《太玄》書成,劉歆
看后,對揚雄說:“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后人用覆醬瓿”《答劉歆書》亦載;“(張伯松)又言;恐雄為《太玄》經,
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于道矣。”張伯
松即張疏,鼠低即鼠穴,牛場即牛欄。張氏也是揚雄的朋友,對揚雄所作《方言》
十分推崇——“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但對《太玄》獨不推許,比喻為鼠窩、牛
欄中的糞肥,如果被采用則可生長五谷,滋養人民,如若不用則形同糞土,被棄道
邊。王充《論衡·齊世》甚至說:“揚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
一觀。與之并肩,故賤其言。”可見,對揚雄作《太玄》不理解的人當時大有人在。
    他清楚地看到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預測到得志的當權者們乍榮必乍衰的前景。
他不便明說,只借用老子“物極必反”的道理來回答問難之人。物極易衰,位高難
全。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今之得意者,安知不有危險潛伏著呢?今之橫行者,
安知不有坎陷在等待著你呢?得意而驕人,弄權而傲人的人,都是不知福禍盈虛道
理的愚人。我玄雖白,尚能長守此清貧;君位雖高,卻已潛伏著難以禳除的危機。
就像當年李斯一樣,求為上蔡逐免兒已不可得了。不久就應驗了揚雄的預言,哀帝
駕崩,董賢罷官自殺,丁傅外戚退出歷史舞臺,王氏卷土重來。從前得意于一時的
袞袞諸公的種種榮華,一夜之間都煙消云散了。就是揚雄的那位同僚好友劉歆,雖
再度得勢,并在王莽朝一度走紅、位至國師,其結果也不免于殺身死。可見,高門
鬼易窺,高官災必及,特別是以不義手段得來的,其人必將以隕身而告終。這是揚
雄《解嘲賦》已有其意卻未明說的主題。
    揚雄雖然官位低下,但卻有學自守,而且還有一個聰明的兒子與他一道研幾討
玄,亦是人間一大快事。《太平御覽》卷385引《劉向別傳》說:“揚信字子烏,雄
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算《玄》經不會,于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抵
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別傳》,前人以
為劉向所著《別錄》。但劉向卒于成帝緩和元年(荀悅《漢紀》),其時《太玄》
未著,劉向是不能預言于前的。疑《劉向別傳》別為一書。揚雄《法言·問神》也
說:“育而不秀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常璩《華陽國志》卷
10上也說:“雄子神童烏,七歲預雄《玄》文,九歲而歿。”這里在童烏年歲上與
《法言》相抵牾,但說童烏幼而聰慧,在孩童時代即已參與《太玄》的撰著,卻是
一致的。有子而慧,此樂何極!可惜“苗而不秀”,過早地夭折了。另外,王應麟
《漢書藝文志考證》記:“《太玄》潤色于君平。”似乎《太玄》還得力于揚
雄老師,是老少三代心血的結晶。
    《大玄》用“渾天術”、《太初歷》等天文學知識,仿照儒學經典《周易》的
形式,貫徹儒家仁義禮智的政治倫理思想。其自序曰:
    而大潭恩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根于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
贊,亦自然之道也。故現《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
《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
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
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日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
    參摹,即摹仿三才,分天玄、地玄、人玄,故玄數用三。四分,即西漢方、州、
部、家的社會結構,《太玄》以四重表示。《太玄》八十一首,當易六十四卦;每
首九贊,當易六爻。《易》數二分,以擬陰陽,用一、一表示,二加倍為四象,擬
四時;四加倍為八卦,擬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八種自然現象;八卦加倍為六十四卦,
擬萬事萬物。《太玄》則采用三分法,擬天地人,用一、一、一表示;占筮時都以
三為倍數:一玄三方,一方三州,為九州;一州三部,共二十七部;一部三家,共
為八十一家,此即《大玄》九贊、八十一首的來源。八十一首共七百二十九贊,相
當于易三百八十四交。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再加“囗”、“贏”兩贊,”共三百
六十五日半,以擬一年之數。一部《太玄》就是天地人(宇宙)、方州部家(社會)、
三百六十五日(《太初歷》)的模擬。
    自序又說:
    扌筮之三策,關之以休咎,糸并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
    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和知(智)。
    這時里說《太玄》卜筮的方法和內容。《周易》以四來分數,《太玄》以三來
分數。其中有休咎禍福的道理,用象數表達出來,還將五行原理與人事利害互相發
明,宣揚儒家仁義禮智等道德倫理。
    又說:
    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沖》《錯》《測》《搞》《瑩》《數》
《文》《機》《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削《玄》體,離散其文。
    這是說《太玄》傳的結構。《首》《沖》《錯》《測》《搞》《瑩》《數》
《文》《扌兒》《圖》《告》十一篇都是解釋《太玄》經文的,是《太玄》的傳,
猶《周易》之有“十翼”。《四庫提要》所說:“雄書本擬《易》而作,以《家》
準《卦(辭)》,以《首》準《象(辭)》,以《贊》準《爻(辭)》,以《測》
準《象(辭)》,以《文》準《文言》,以《扌離》《瑩》《數》《文》《扌兒》
《圖》《告》準《系詞(辭)》以《數》準《說卦》,以《沖》準《序卦》,以
《錯》準《雜卦》,全仿《周易》。”
    易經是儒家六經之一,漢代推為六經之道。揚雄擬易作《太玄》,敢做圣人才
能做的事,在當時是需要勇氣的。本傳說。“諸儒或譏以雄非圣人而作經,猶春秋
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一蓋誅絕之罪也。”但有識之士卻稱贊他與圣人同功,桓譚
《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賢制誥作事,皆引天道
以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
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又曰:“揚子云何如人邪?答曰:揚子云才智開通,
能入圣道,卓絕于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又曰:“子云所造《法言》、
《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在人們對揚雄作《太玄》普遍不理解
的時候,桓譚竟將揚雄其人其書視為漢朝建立以來未曾有過的奇才奇書,并進而將
他與宓羲、老子、孔子相提并論,推許他“能入圣道”,可與圣人方駕并驅。后來
王充也稱贊說:“揚子云作《太玄》經,造于少思,極囗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
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揚雄、陽城子玄)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
鴻茂參貳圣之才!”(《論衡·超奇》)又曰:“陽成子張作樂,揚子云造玄,二
經發于臺下,讀于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對作篇》)大科
學家張衡說:“吾觀《太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教,乃與五經相似,非徒傳記之屬,
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
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極盡夸贊之能事。
    《太玄》寫成后,由于思維獨特,文字艱深,“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
有人批評說:美味要合眾人的口味,音樂要讓眾人感到悅耳,著書也要使眾人喜好。
而今不然——《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于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
薄群生,歷覽者茲年,而殊不悟。”說他振振有辭地講幽遠玄妙的內容,必欲探討
有無相生,萬物衍化的道理,讓人長年研讀也不知其所以然。揚雄《太玄》艱深,
受人非難,后來王充《論衡》通俗,又有人說他淺露,道理永遠在無所事事的批評
者手里。針對難客,揚雄又作《解難》一篇答之,曰:“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
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于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
辭之行者不可齊于庸人之聽。”以《玄》文為艱深,不過是無知的世俗之見而已。

                     四、載酒作奇字  衛道著《法言》

    哀帝短柞,平帝同位,曾與雄同列的王莽為大司馬,位至三公,“權傾人主,
所薦無不拔擢”,可是揚雄自成帝至哀平,“三世不徙官”,真是一個老郎中。班
固稱其“恬于勢利乃如是”!大有屈平“舉世皆濁我獨清”之慨。但他并未消極度
世,無所事事,而是“好古樂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一如既往地從事學
術研究。繼《太玄》之后,揚雄又寫了《法言》一書。《太玄》探討宇宙萬物及天
人關系,《法言》則探討政治倫理等人生問題。《法言》共13篇,采用語錄體,設
為問對,一仿《論語》。其自序《法言》創作意圖曰: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弛,大氏低皆圣人,即以怪迂折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
破大道而惑眾,使溺于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
與圣人同,是非謬于經。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為十三卷,象《論語》,
號曰《法言》。
    諸子爭鳴,各家學說互相排斥。大多非議孔圣。他們用詼怪的巧說來撓亂人心,
雖然都各自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但到底有礙于對真理的認識,這些人自以為是,
自己還不知道錯在哪里。司馬遷著《史記》,載六國、秦、漢初之事,是非標準與
圣人和六經不同。揚雄為闡明正道,宏揚孔教,根據平時人們的疑問著成一書,結
構仿《論語》,語言可為法則,故叫“《法言》。
    揚雄著《法言》態度十分嚴肅,措辭十分審慎,當時即享有極高的聲譽。或褒
或貶,很有權威,大有當年孔子作《春秋》“一詞之褒勝于華袞,一語之貶嚴于五
刑”之勢。蜀中隱德君子嚴君平、谷口鄭子真就是因《法言》所載而知名當代、流
傳后世的。有位富豪希望留名,就賄賂揚雄希望筆之于書,被揚雄嚴辭拒絕。《論
衡·佚文》云:“揚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錢十萬,愿載于書,子云不聽,曰:
‘夫富人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晁公武亦說:
“《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愿載名于《法官》
者,雄謝之,雖林翁儒猶不得與也。”林翁儒即林閭翁孺,揚雄文字學之師,
揚雄只在《答劉歆書》中稱說他,《法言》未及一語。可見其書取材之嚴,褒貶之
慎。
    由于《法言》如此嚴肅認真,又采用當時的語體文,故習之者眾,聲譽極高。
班固說:“自雄之沒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法言》
以其義正辭易,比《太玄》獲得更多的讀者,在東漢初年已十分流行了。
    《法言》末尾說:“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漢興二百
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
漢公即安漢公王莽,明在未篡之時。制輿服、興學校在元始三年加莽阿衡,奏立辟
雍在四年;“漢興二百一十載”,自劉邦前206年漢中稱王,至元始四年(公元4年),
正好210年。可見《法言》作于平帝朝,成于元始四年。
    揚雄還仿《倉頡》作《訓纂》,亦在元始年間。《漢書·藝文志》:“元始中,
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文字于庭中,揚雄取其中有用者作《訓纂篇》,順
續《倉頜》,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訓纂》是一部漢字單詞
字書,已佚,今有清人輯本,見于《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是年朝廷曾更改十二州
名,揚雄有《十二州箴》,當作于同時。
    大約在這時,揚雄家遭不幸,痛失二子,為了歸葬愛子于蜀,揚雄因此一貧如
洗。桓譚《新論》說:“揚子云為郎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
葬于蜀,以此困乏。”如前所引,《法言》說“苗而不秀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
我《玄》文。”童烏當即所失二子之一,其亡當在元始四年《法言》成書之前。老
而喪子,家道中衰,其晚景之凄涼可想而知。

                       五、無事自投閣  寂寞度余生

    元始五年平帝駕崩,次年王莽居攝,三年后,王莽篡漢,建立新朝。王莽以符
命篡位,一時間,無聊文人,投機士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揚雄仍
然不為所動,故未升遷。后因年老久未轉官,才被升了一格——“以耆老久次轉為
大夫”。大夫仍是一個閑散的位置。據《北堂書鈔》卷100引《揚雄集》所稱揚雄官
銜,知揚雄當時轉官中散大夫。中散大夫,無固定職掌。揚雄的工作乃是“校書天
祿閣上”,是一個古籍整理工作者。可是由于他接受了王莽的提升,落得“莽大夫”
這個不雅的稱號。新朝時期,揚雄有時也作一些應景的文字,如新朝初立,他曾作
過《劇秦美新》頌,這也是一篇頗遭物議的文章;又作過《琴清音》等音樂著作四
篇,王莽當作《樂經》立于學官。元帝后、成帝母、王莽姑母王政君死,王莽
詔揚雄作誄以悼之。等等。但他的主要精力仍是學術研究。
    這時揚雄的學術著作主要有《續史記》和《方言》。《論衡·須頌》:“司馬
子長記黃帝以至孝武,揚子云錄宣帝以至哀平。”《史通·史官建置》亦載:“司
馬遷既沒,后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并以別職來知
史務。”又見《古今正史篇》。雄著《法言》時,即對司馬遷《史記》是非頗謬于
圣人、六經表示不滿,他續史記的工作當在作《法言》之后。王充又說揚雄《續史
記》“錄宣帝以至哀平”,其著作時間自然不能早于衷平。當在王莽之時。
    《方言》全稱是《囗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蓋系因循周秦派遣囗軒使者
調察各地風俗語言的掌故,如前所說,揚雄《方言》書稿,最初得力于蜀人嚴君平
和林閭翁孺。揚雄至京師后,又堅持數十年親自訪求各地方言俗語,隨時加以整理。
其《答劉歆書》說:“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資油素
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27歲于今矣。”三寸弱翰即毛筆,四尺
油素即油漆過的白絹記錄本。揚雄常帶著記錄工具采訪上計使者,記錄各地方言,
回家后再摘錄下來。如此持續了27年,增增補補,一直沒有定稿,也沒有向外界公
布。至王莽天鳳三年(公元16年)劉歆編《七略》,向他牽取《方言》稿本,揚雄
才在《答書》中才將搜集撰著此書的甘甘苦苦,曲曲折折,原原本本地披露出來。
《方言》是一部記錄當時全國范圍內各地語言資料的工具書,是當時活生生的語言
資料。對促進語言語音的統一,消除當時社會交往中的語言障礙,為鞏固祖國統一
奠定語言基礎,都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宋洪邁《容齋三筆》因《漢書·藝文志》沒
有著錄,懷疑揚對本書的著作權。后來也有不少人爭相附和。細審各項記錄,這種
懷疑是沒有必要的。一則揚雄《答劉歆書》明確記錄了本書的撰著經過,而且明確
告訴我們在劉歆編錄時尚未定搞,揚雄拒絕借閱,劉氏《七略》不曾著錄。后來根
據《七略》刪削的《漢書·藝文志》不載此書,是十分可能的。況且東漢博學淹通
的著名學者應劭已在《風俗通義序》曰:“周秦常以八月遣囗軒之使,求異代方言,
還奏籍之,藏于秘室……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
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與揚雄《答書》
所載相合。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亦說揚雄認為“典莫正于《爾雅》,故作《方言》。”
(卷十上)可見《方言》為揚雄之書,漢晉之間并無異說。何況《漢志》未錄的西
漢著作不在少數,我們正可借漢晉時期的其他材料加以補充,不能因不見于漢志就
斷為贗作。
    此外舊史還載揚雄著《蜀王本記》,是關于古代蜀國的地方史。有人因《華陽
國志·序志》稱: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云、陽城子玄與譙周等人“各集傳記以
作《本記》”,認為《蜀王本記》乃嚴君平、陽城子玄、譙周等人所作,司馬、揚
雄只因文名極盛而被人假托,二人并未作《蜀王本記》。不過,也許各家都曾作
《蜀王本紀》,正如《方言》,嚴君平“才有數千言”,林閭翁孺“頗有其書”,
至揚雄乃集其大成。諸家之書,前后相承,而書名相同。只是揚雄的《蜀王本記》,
不知作于何時了。
    揚雄晚年,本欲遠離政治,卻偏偏遇上一次政治危機,害得他差點丟了老命。
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劉歆之子劉囗制造符命,犯了王莽忌諱,被殺。審訓
時,凡涉及者,一概收斬,不用請示。因此牽連死者數百人。當時揚雄正校書天祿
閣上,辦案人員欲收捕揚雄。雄恐不免死于囹圄,從天祿閣上投下,幾乎摔死。其
原因只因劉囗“嘗從雄學作奇字”,故受株連。多虧王莽發話,才饒了這個當年同
僚的老命。刻薄的文士作歌曰:“惟寂寞,自投閣;愛清靜,作符命。”襲用雄
《解嘲》中語句,嘲諷他主觀上希望遠離政治、追求逍遙,客觀上卻難以擺脫現實
的矛盾。
    投閣事件發生時,揚雄已67歲,這無疑使這個垂暮老人深受創傷。事變后。揚
雄曾“因病免”。不久“復召為大夫”,這可能是為了解決家境的極度貧困。傳稱
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學”。家道窘貧,晚年猶甚,
門庭冷落,嗜酒無錢,只有靠向人傳授古文字學,來換取幾斗白酒。這就是一個正
直知識分子不與統治者合作,不愿同流合污的下場。在一個沒有是非公道的社會里,
要保持清高的人格真是談何容易!
    雄晚年是在喪子、失意、貧窘中度過的,好在他收了一個好學生,即鉅鹿侯芭。
他在揚雄最困難的時候追隨他,從他研習當時人們并不理解的《太玄》和《法言》,
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王充《論衡·案書》稱贊說:“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后,
則子政、子云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而
宣之。非斯共世,云輔同朝,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為并肩
以跡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侯鋪子,即侯芭。天風五年揚雄在凄涼失意
中死去,還是這位關門弟子負土作墳,并心喪三年,就像當年孔門弟子一樣,盡了
弟子之禮。揚雄的生前好友桓譚給他起祠塋,“平陵如子禮”。公卿們也派遣長子
與郎吏一道送葬,憑悼這位一生老于郎吏的寂寞之人。終年71歲。

                       六、博學通六藝  卓爾參圣人

    揚雄繼承了古代巴蜀文化中天文歷法、藝文辭賦、陰陽占筮和黃老道術等傳統
文化,他既是天文學家、辭賦大家,又是精研易學的大師和清靜無為的道學家。不
過從思想體系上說,揚雄更是一位博學的儒者,與董仲舒、劉向一樣。班固說: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
及時君之門閨,究先圣之壺奧,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困,以全其質而發
其文,用納乎圣德,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亞?”(《漢書·敘傳》)說他在理論上
深究圣人之困奧,同時又有藝術修養,游戲于文字之間,是多才多藝的杰出人物。
司馬光更推尊說:“揚子直大儒邪!孔子既沒,知圣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
荀殆不足擬,況其余乎?”(《說它》)認為他是孔子之后第一人,孟子、荀子都
無法比擬。那么,他是怎樣的一位大儒呢?
    一是鄙薄諸子。獨崇孔圣。漢代,雖然董仲舒已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舉賢良,亦罷黜治申韓蘇張之術者,但是終漢之世,本“霸王道雜之”,儒
術雖行,但申韓不廢;而黃老之術,尤其盛行。司馬遷著《史記》,“是非頗謬于
圣人”;漢武帝行聚斂,桑弘羊實為申商之學;更有自漢文之君、漢景之臣以來相
傳的黃老之言,長期流行,淮南、衡山所治即其大者,至揚雄之師嚴君平亦黃老之
人。雖然在漢代諸子爭鳴、毀棄大道的局面沒有出現,但奇說異行,“是非”謬于
圣人與六經者,亦時有發生。揚雄少年雖從君平研習黃老道學,但他更多地繼承了
自文翁在蜀郡立學弘揚儒術以來的傳統,對孔子之學、圣人之書,十分傾心,“非
圣哲之書不好也”。及其立說,亦以排斥諸子,發明圣道為職志。他說:“古者揚
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法言·
吾子》。下引此書只注篇名。)從前孟子辟揚墨,衛孔道,今天他也要效法孟子廓
清異說,捍衛圣學。他的《法言》一書就是辟異說、闡孔學的專門著作。他說孔子
是先秦諸子中最偉大的圣人,他的智慧“和同天人之際”(《問道》),他的著作、
言行與天地齊一:“圣人之書、言、行,天也。”(《君子》)如果研習圣人之言
就可遠知萬事,否則將于室內之治亦有所不知:“大哉!圣人言之至也,開之廓四
海;閉之囗然不睹墻之里。”(《問道》)孔圣與諸子比較,那簡直就像太陽月亮
與列星繁宿一樣:
    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眾說之小也。
    (《學行》)
    自然,人欲學道就會孔圣莫屬了:
    委大圣而好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山囗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
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吾子》)
    不學大圣,而習諸子,那是不能認識大道的。必須循由孔氏,方可適于至道。
那么怎才能循由孔氏呢?揚雄說,人在從其人,人死由其書: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
眾言淆亂則折諸圣。”或曰:“惡睹乎圣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
一也。”(同上)
    孔子在世時,七十子就取則于夫子,現在孔子已沒,就取則于他留下的書。此
即五經。揚雄說孔子的五經是天下絕對真理的載體,是至道的淵藪:
    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人倫準則)
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舍斯,辯亦小矣。
(《寡見》)
    講說天道、政事、人倫、情感、禮義諸道理的,沒有比儒學五經更辯博的了,
學者欲求至道,固舍此而莫由。
    在尊經崇孔的同時,揚雄又對包括黃老在內的諸子展開了全面的批評:“莊揚
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五百》)不法、
廢禮、無化、不信,都各隅于一偏,不足以宣教治世。即或是曾被文景皇帝奉行和
其師君平貴守的黃老也不無弊病: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義,絕滅禮
    學,吾無取焉耳。(《問道》)
    又說: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
罔君臣之義,行無知于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同上)
    老子言道德,莊子講寡欲,都是其卓絕可取之處,但是他們鄙薄仁義、絕滅禮
法、拋棄君臣大義,要超脫人世現實的一切義務和羈絆,就不是世間法了,是治世
所不可取則的。桓譚說:“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后世好之
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崇尚黃老,一直是西漢的
傳統,揚雄公開在著作中批評黃老之學,這在漢代著作中尚不多見。
    另一方面揚雄對那種只追求世治,而忽略人性的殘酷政治,也是深惡痛絕的。
這主要表現在他對申韓之術的譴責上。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貍螻囗不囗臘
也與!(《問道》)
    申韓之學片面追求社會的秩序,把人當成僅會說話的牲口(“牛羊用人”),
而忽略了人的本性,真是不仁不義之至!如果為政者像使用牛羊一樣用人,那必然
死人太多,狐貍螻囗就會過上飽吃人肉的盛宴了。此外,韓非死于說秦,其行不由
禮義(《問明》);公孫龍“詭辭數萬”,其言雖辯,但不合”先王之道”(《吾
子》)。諸子百家之所以不可取,主要在乎不由仁義、不率王道而巳。
    二是摒棄迷信,純潔儒學。雄既辟諸子、崇孔教,又對漢以來俗儒之學進行了
批評。漢世之儒,董仲舒引陰陽五行入儒學,喜談災異,后來俗儒,溺于迷信,多
談機樣。至西漢末年,遂行為讖記圖緯之學。他們托言孔圣,假造逸經,整個學術
界一派巫風鬼氣。揚雄繼承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求實風格,對于漢世迷信化的
儒學進行了批評:
    或曰:“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
《重黎》)
    公開表示對鬼神的不相信。針對董仲舒以來的災異之學,揚雄也持懷疑態度,
認為:“圣人德之為事,異、(災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
(孝圣)大力提倡儒學重德教,輕災異的優良傳統。這實際上也是對當時大儒劉向、
谷永等人侈言災異的一種規勸。
    秦皇漢武雖皆英明一世,但卻未能超脫生死,求仙事不死、勞民傷財。針對有
人問長生之事,揚雄說長生“非人力所及”,求仙亦無益也:“吾聞伏羲神農沒,
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力所及也。仙亦
無益子之匯(類)矣!”(《君子》)他說圣人的注意力在求知,不默念生死:
“圣人之于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
名生而實死也。”即使仙人能長生,但無所事事,雖生猶死。于是他明確地宣布: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同上)一切怪力亂神、仙仙長生都
是徒勞的。也是沒有意義的。
    三是協調孟荀,重建儒統。清除漢儒消極的庸俗之學,使儒學樸質理性之光重
放異彩,揚雄進而對先秦儒學的兩大名師孟子、荀子學說也進行了清理。二家之中,
揚雄最推崇孟子,但也承認荀子是孔門中人,只是各立門戶了。《法言·君子》記
載:有人問孟子是否“知言之奧,知德之奧”?揚雄曰:“非茍知之,亦允蹈之。”
不僅知道言和德的底蘊,而且能嚴格遵守蹈習。問者又說:你看不起諸子,孟子不
是諸子之一嗎?他說;所謂諸子,是指思想與孔子不同的人,孟子則不是這樣。問
者又說;荀子《非十二子》,對諸子多加批駁,其他諸家倒有可非,至于非議子思
孟子,就太過份了。揚雄說:“吾于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按照揚雄的評論,
孟子言論不異于孔子,是孔子學說的忠實繼承者,至于荀子,雖在儒門,卻已自成
一家了。揚雄對孟子十分推崇,說他是“勇于義果于德”的純儒: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
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幾乎!”(《淵
騫》)
    揚雄崇孟而輕荀,已開唐宋之儒道統之說。韓昌黎曰:“晚得揚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亦圣人之徒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
純而小疵。”就是明證。
    揚雄比較孟荀并崇孟抑荀,但并不將荀子一概罵倒,而是取其學說之合理內核,
為統一儒學服務。這突出表現在他對孟荀人性論思想的融合上。孟氏主性善,荀子
說性惡。孟子由性善而力主貴在開啟人類自覺意識的仁義之教;荀子由性惡而力主
重在強制外爍的禮樂之化。性善性惡,不可兩立;重仁重禮,似難兩全。揚雄并不
這樣絕對,也不走極端。揚認為人性有善有惡,提出“人性善惡混”的著名命題:
    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修身》)
    人性既不如孟氏所說純然為善,也不如荀氏所云天然為惡,而是具有趨善趨惡
兩種可能。培育人的善性就為善人,誘導人的惡性就成惡人。人并無先驗固定的善
惡,全在乎后天的教導。他說:“天下有三門:由于情歌,入自禽門;由于禮義,
人自入門;由于獨智,人自圣門。”(《修身》)無疑,在解決人性善惡問題上,
揚雄比喜走極端的孟子荀子都要聰明得多。建立在人性善惡混認識基礎上,在對待
仁義禮樂問題上,揚雄繼承董仲舒的“五常”學說,認為仁義禮智信三者皆重,不
可偏廢: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修身》)
    仁是人應當經常保持的愛人品德;義是人的行為準則;禮是人的面貌外觀;智
是人認識是非的能力;信是人取信于人的保證。一個君子要想有所成功,就必須以
仁為居,以義為路,以禮為飾,以智辨物,以信取信。仁義禮智信五者,都同等重
要,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多余的東西。他又說: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
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問道》)
    用道作為行動指南,用德來獲取人們的歸附,用仁來愛人,用義來做準則,用
禮來立身處事。這四者協調相配(合)就成為渾然一體的全人(渾),離開了(離)
就不成風格(散)。一個人皆具道德仁義禮這些品質,就可以全身保性。可見,孟
氏仁義,荀氏禮樂,都各有所需,不可或缺。于是將儒學內部孟荀的分爭彌縫起來
了。
    四是援道入儒,豐富儒理。揚雄貶諸子,斥黃老,但并不是不分精華和糟粕地
一概排斥,他充分注意到道家的合理內涵,力圖援引道學精華以豐富儒學理論。如
前所述,揚雄一方面批評老子“捶提仁義,絕滅禮學”,另一方面又贊賞老子的
“道德”學說(《問道》);一方面批評莊子“蕩而不法”(《五百》),也指出
莊子“齊生死,同貧富,等貴賤”的詭辯學說不同乎“圣人之說”(《君子》),
另一方面又贊賞莊子的淡然“少欲”(《問道》),揚雄一生“清靜亡為,少嗜欲”,
“恬于勢利”,正是受老莊思想的深刻影響。如果說“崇道德”,“少嗜欲”還屬
于修身范圍,那么,揚雄從老莊那里繼承的“道法自然”、“物極必反”和他建立
的龐大的“玄學”體系,則是他援引道學對儒學的重大補充。
    先談自然。揚雄繼承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說:“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
循即因循,指歷史的繼承性;體自然即遵照自然法則,是客觀的規律性。前者是儒
家的“因循”重史的傳統,后者是道家自然無為的精神。前者重視人文的經驗,后
者重視自然的法則。揚雄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主張既“循”又“體”,繼承歷
史的經驗,依準自然的規律,相輔相存。他說:“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
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繼
承歷史的東西越浩大、率直,他體驗出的自然法則就越壯盛渾厚;否則繼承歷史的
東西越細小、迂曲,其體驗的自然法則也就越微薄、疏散。在人文和自然的關系上,
揚雄認為自然是主干,人文是表末:“故質干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也。”(
《太玄·玄瑩》)人事有增減,歷史經驗也可損益:“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化,
天道乃馴。”(同上)如果所循有礙于識道,就應當變革損益。因循的目的是為了
使道發揮神奇的效用;損益的目的是為了合乎時宜,順應現實。能因能革,天道才
順利地體現出來。自然是無為,因革是有為,揚雄說:“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
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
之匪理,物喪其紀。”因循和變革是事物生長、成就的條件,這分明是有為;但因
革又必須得時,這就是體自然,這又是無為。揚雄用“循”和“體”將道家的自然
無為和儒家的極積有為結合起來了,更準確地說是在儒學有為中加入了道家自然的
內容。
    其次談“物極必反”,老子指出差別來源于對待,對立的雙方可互相轉化;莊
子則否認差別,妄圖取消對待以達到事物的齊一;儒則不然,認為差別出于自然,
反對“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作法,主張維護社會等級秩序。揚雄繼承了老子“物
極必反”的觀點,同時也繼承了《周易》“履霜堅冰至”的條件轉化論,認為相對
待的事物可以轉化,但必須是有條件的。他說:“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回行,
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太玄·玄扌離》)
又說:“天地相對,日月相劌(會),山川相流,輕重相浮,陰陽相續。”(同上
書《玄告》)這里承認對立面的轉化。接著他又說:“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
陽不牙(芽),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伸)道致詘(屈),詘道致信。”(同
上書《玄扌離》)又說:“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同上)
又說。“極盛不救,天道反也”(同上書《玄測》)指出轉化的條件是“極”是
“盛”,是事物發展推到了突破穩定性的極限之時。這與莊子不講條件不分場合的
隨意轉化、主觀齊一要現實得多,也要合乎客觀實際得多,同時也對先秦儒家處于
萌芽狀態的條件轉化說作了更生動的說明和論證。
    再次談揚雄的玄學體系。如前所述,《太玄》是他妙極天文歷數知識的杰作,
也是他融合儒老道論的典范。玄是什么?桓譚說揚雄所說的“玄者,天也道也”,
即“宓羲氏之易,老子之道,孔子之元”。宓羲之易指原始的《易經》;孔子之元
即《文言》之“乾元、坤元”。揚氏《太玄·玄圖》曰:“夫玄也者,天道也,地
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易大傳》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
人道焉。”《老子》分道為“常道”和“非常道”,玄為易為道,似無可辯。揚雄
的玄就是老子的道、宓羲的易、孔子的元,似乎揚雄只是將名字改了一下。改道為
玄不是揚雄《太玄》的可貴之處,可貴的是他創立了一個以玄為名的宇宙生成系統。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大傳》說:“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成大業。”如果以老
子之一當易之太極,老子之二當易之兩儀(陰陽)的話,則在易的太極外,當還有
一物,即道,是故宋儒有“無極而太極”之說。這是儒道紛歧之處,也是儒道水火
之點。在此,揚雄拋棄了易經而取老子,將道字易以玄字,于是改造成“玄一摹而
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
的生成模式(《太玄·玄告》)。玄即是天道地道人道的總和,又是天地人產生的
本源,這與老子道的功能完全一致。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棄儒而從道,相反,揚雄取
的只是老子道論的形式,推行的卻是儒學實質。他自序造《玄》經的宗旨說:“播
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智)。”“人事”是玄經要說明的
主題,“五行”是玄經使用的哲學原理之一,“道德仁義禮智”則是玄經的主體內
容。揚雄在《太玄》中貫徹了儒家的“五行”、“五常”學說,其《玄數》一篇就
是玄數與五行、五方、三季、五味、五常等配伍的一覽表。《太玄》不僅有五行正
常,而且有陰陽學說,他說“玄者搞措(作用)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
玄既然能驅勸陰陽來發氣開天地,那么《玄》經之中自然有陰陽的原理了。又說:
“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
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玄扌離》明確指出玄書
有陰陽,玄理備陰陽。將陰陽、五行與儒家理論結合,這是董仲舒以來西漢新儒學
的特點,揚雄的玄也繼承了這一儒學定勢。《太玄》即是以老子道論為外殼,以儒
學陰陽五行為原理,以儒家仁義禮智信等理論為內容的新經典,是陰陽五行、儒家
理論與老子道論的又一種組合形式,是儒老融合的新哲學。
    其他,在政治倫理觀上,揚雄更純然以儒者自居,極力宣傳儒家的仁政德治主
張。他反對“禽獸食人之食,土本衣人之衣,谷人不足于晝,絲人不足于夜”的惡
政,力倡“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令人民懷思向往
的仁政。同時還發揮孔子重德輕刑的思想,認為應效法夭道“先春后秋”的法則,
以德馭民(《先知》)。至于對仁義禮智信、孝悌忠恕的強調,更是隨處可見。前
文已有論述,茲不復論。
    綜觀揚雄一生,不規規以今文章句自縛,他“博覽無所不見”,“默然好深湛
之思”,講明訓詁,“不為章句”,抖落了俗儒曲學的陳腐之習,開創了簡易樸質
的東漢古文家法。他淡于名利,潛心學術,造《玄》經,著《法言》,還長于辭賦,
制作小學及史學著作,是一位十分淵博的學者,他嘗說:“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
而不通人曰伎(技藝)”。(《君子》)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中習人事,正是他
自身的寫照。班因說:“淵哉若人,實好斯文。”一點也不夸張。他一生著述,宗
孔孟,倡儒學,反迷信,純道統,從本體論上豐富了儒學思想,是當時獨步儒林的
思想家,也是秦漢以下迄于五代少有的純粹德者。桓譚評曰:“今揚子之書文義至
深,而論不詭于圣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漢書》本傳)說他將比先秦諸子更偉大,不幸歷史上沒有出現這一盛事。不過,
北宋孫復說:“自漢至唐,以文垂世者眾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
沈謝徐瘦妖艷邪侈之辭。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在反對今文雜說、黃老余論,捍衛孔子儒學的純潔性這一點上,說他可與董仲舒、
王通、韓愈齊名,確也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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