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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命世大賢”

“膏火自煎熬,多才為患害(注)”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漁父》

在竹林七賢中,惟一可與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視為“命世大賢”(靳于中《阮嗣宗詩序》)“芳馨百代,領袖諸賢”(李京《重建阮嗣宗廟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劇哲學家尼采這樣說到:“藝術家不應當按照本來的面目看事物,而應看得更幸福,更單純,更強健,為此在他們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須有一種朝氣與春意,有一種常駐的酒意。”(《悲劇的誕生》)
《晉書·阮籍傳》對此有頗為生動的說明:

籍本有濟世之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時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獲免!

也許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癲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實寫照呢?也許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樣,阮籍的醉酒會不會另有他最為癲狂的含義呢?

有別于對嵇康的肯定,歷史之于阮籍多有爭論。
史家對阮籍最為深惡痛絕的“罪狀”有兩點:一、阮籍撰寫了《為鄭沖勸晉王箋》;二、因有廢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馬昭之命淪為間諜(定策間諜之事見《魏志·高貴鄉公紀》)。葉夢得說:“(阮籍)應為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自應杖死。”
歷史總是以主流的姿態來蓋棺定論,而從不問其源發的究竟!
黃侃在《詠懷詩補注·自序》中這樣告訴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達情,詠懷之作,故得包羅萬象……。跡其痛哭窮路,沉醉連旬,蓋已等南郭之仰天,類子輿之鑒井,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故發于詩歌。

阮籍為人在“竹林七賢”中最為復雜,心理狀態也最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慘遭橫死,也不像山濤、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馬氏做了大官。他不隱不仕,又隱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謹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謂深得“全身遠禍”之三昧。
這是歷史的障眼法!
魏晉時期,正是名教儒學與老莊玄學相互辯難與分合的時代,竹林七賢大多信奉玄學。任繼愈在《中國哲學史》中說到:“他們以宇宙的最高本體作為追求目標,希望自我與本體合而為一,得到某種境界,用來安身立命與苦難的現實相對抗,他們追求的本體就是自然。”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從意識形態的范疇上說他們無疑是邊緣者與異己者,因此,懷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間,酣暢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們抒發個體情懷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鵬展翅難高飛。”是不言而喻的,這又是一種怎樣的悲涼心境呢?其實,“大哀在懷,非恒言所能盡”者,漢魏時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潛都是如此。生逢亂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道家的一種“大悲無淚,大音稀聲”的無奈,一種痛徹肺腑的酸楚,這又哪能是詬病之后人所能領會得來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這個惆悵不已的末路英雄!
紛亂與殘酷的現實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兩難的選擇,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選擇了后者,而阮籍則選擇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開始了追求一種莊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陰謀,仕途的險惡構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憂患意識。“但怨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是其真實的寫照。(《詠懷·三十三》)別無選擇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內心世界,每日必飲,飲而必醉地“生活在別處”。
這里再講一則關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以訣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盹,飲二斗酒,然后吟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

愈是對生活失去意義的人,愈是對生命乃至對世界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轉化為對生活特有的一種審美對待。
阮籍何其痛苦從吐血中可見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馬氏集團挑戰或明確劃清界限線的勇氣,所以對阮籍來說,醉酒或許是最好的擺脫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種苦悶所展現的頹廢人生或許也是他最為深刻的人生,而這種矛盾偏偏又加深著他的痛苦,周而復始,煎熬不已。他身雖在司馬氏集團,但卻依舊留戀曹魏政權,依舊體恤天下的蒼生與社稷,他是個“游世者”,一個屬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別于淑世者的憂國憂民,負荷擔道,志在通過修身齊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負,游世者對于現實,對于人生持一種游戲的態度。漢末魏晉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對生死的參悟和對生命意識的“自覺”。阮籍是這樣,但又不同于這樣。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曠達的外表之下,目睹濁世的渾噩不堪,面對好友的身首異處,內心痛苦至極,除了放聲大笑,淚眼問天,他還能做些什么呢?歷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說《與山巨源絕交書》為嵇康帶來了身后的殊榮,那么因《為鄭沖勸晉王箋》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誤解,這是阮籍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他為何要留下這樣的墨跡呢?不寫豈不是無憑,而全節自身?但一切都與設想相反,歷史如能為人們所設計它就不再成其為歷史了。隨之而來的便是死亡的訊息。據史書載,本該因書信而獲寵的他,竟在此信寫成一二月后亡故?!這樣短的時間距離,不能不讓我把死亡與書信連接起來。或許,他是因為自己的違心話語,而深感自責也未為不可猜測;或許《為鄭沖勸晉王箋》成為了他生命的暫時保護神,又同時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這是命數,還是造物捉弄?歷史的邏輯有時也會在強權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縝密。暫且不必皓首窮經地去考證我這無由的歷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萬事皆空。終因郁悶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為天下擔當者!誓為天下者擔當!這是歷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現實社會對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沒有這樣?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體會到的悲哀和凄涼。一如我為嵇康的死而感到嘆息一樣,扼腕慨嘆的也應該包括阮籍。含蓄隱晦的人生軌跡,隨其波而不濁其流的孤獨與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詠懷一世,輕嘆著「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詩章。”以終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絕響而致遠;阮籍因醉酒以避禍棲身,嵇康由絕響而橫遭屠戮。殊途同歸者的遭遇竟是這樣的迥異!
生命若從阮籍的醉酒向前邁一步則為嵇康的《廣陵散》,生命若從嵇康的《廣陵散》向后退一步則就是阮籍的醉酒。這退進之間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們生錯了年代,一代風流人物也就這樣風流云散了。生者隱入迷幻,死者融進蒼穹,留給后人的總是無盡的悵惘……

"竹林七賢"指的是晉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們放曠不羈,常于竹林下,酣歌縱酒。其中最為著名的酒徒是劉伶。劉伶自謂:“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酒譜>>講述劉伶經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走,一邊飲酒,一人帶著掘挖工具緊隨車后,什么時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飲酒更是不顧廉恥,他每次與宗人共飲,總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圍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豬群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豬一齊飲酒。劉伶曾寫下<<酒德頌>>一首,大意是: 自己行無蹤,居無室,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不管是停下來還是行走,隨時都提著酒杯飲酒,惟酒是務,焉知其余。其它人怎么說,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越要評說,自己反而更加要飲酒,喝醇了就睡,酲過來也是恍恍惚惚的,于無聲處,就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也聽不見,面對泰山視而不見,不知天氣冷熱,也不知世間利欲感情。劉伶的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晉代時期文人的心態,即由于社會動蕩不安,長期處于分裂狀態,統治者對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澆愁,或以酒避禍,以酒后狂言發泄對時政的不滿。另據史料記載,魏文帝司馬昭欲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逐作罷。這些事在當時頗具有代表性,對后世影響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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