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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生辰綱教學設計

課文研討

一、整體把握

本文節選自中國古典名著《水滸》第十六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與此相關的章節分別是第十二回“梁山泊林沖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第十三回“青面獸北京斗武急先鋒東郭爭功”、第十四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第十五回“赤發鬼醉臥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第十七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前面說到“三代將門之后”的楊志“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命運多舛,先是失陷了“花石綱”,又在盛氣之下殺了潑皮牛二,吃了官司,被發配充軍。后得梁中書抬舉,收在門下,“早晚殷勤聽候使喚”,并把押運生辰綱的任務交托給他。誰知生辰綱還未啟運,風聲早已傳出,由劉唐開始,串珠子一般牽出晁蓋、吳用等七條好漢,欲齊心協力奪取這批貴重的財寶,并由吳用定了一條智取之策。至于是什么計策,作者留下一個懸念,并不著墨,而是宕開一筆,寫楊志如何接受任務,如何押送等情狀。楊志久在江湖,知道此行的兇險,他多次推托,推辭不掉時,才做了精心的安排:首先要求扮做普通的行商客人,悄悄趕路,避免大張旗鼓,引人注意;后又要求梁中書給自己提調眾人的權力,防止內部不和,被“賊人”鉆了空子。這也“特寫出楊志英雄精細”,事實也證明他的顧慮和準備都是必要的。課文所選的這一部分就是從楊志上路開始寫起的,這也是整個故事的高潮部分。雖然是節選,但有相對獨立的故事情節,富有戲劇性。

課文可以分為兩部分。

前一部分主要寫楊志與老都管、虞候及眾軍士的矛盾,為以后生辰綱的被劫埋下了伏筆。

楊志為了應付不測可以說是處處小心,事事留意。開始還是趁涼行路,后來到了“人家漸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帶,為安全起見,改為天正熱時趕路。這本是順應地勢的防范之策,怎耐天氣酷熱、擔子沉重、山路難行,他又不講究方式方法,“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軍漢們“雨汗通流”,苦不堪言,怨聲載道。他與兵士矛盾的激化構成了楊志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說軍漢們只是些小人物,尚懼怕他的權威,不敢公開反抗,那么,他不注意協調好與老都管、虞候的關系,使得本來就對他心存鄙視的老都管公開抵制,這一矛盾的激化就是致命的了。它直接導致了軍漢們不聽楊志的打罵(有人撐腰嘛),堅持在強人出沒的黃泥崗松林里休息。這樣,楊志一行喪失了天時、地利、人和,終于不免失敗。

后一部分是全文的高潮,主要寫楊志與晁蓋等人的斗智斗勇。

吳用利用酷熱難耐的天氣,知道趕了半天路的楊志一行會口渴,于是設計在酒中下蒙汗藥。當楊志一行在松林里歇息時,晁蓋等人出現了,但他們扮做行商的客人,首先使自己處在了暗處,同時為后面證明酒中無藥作鋪墊。然后,由白勝挑著滿桶誘人的白酒(此時尚是好酒)走上了山崗。果然,軍漢們垂涎欲滴,但當即受到楊志的阻攔,懷疑里面有蒙汗藥。白勝欲擒故縱,立刻表示不賣了。然后由晁蓋等人過來先吃掉一桶,一則表明此酒無藥,讓楊志放松警惕,二則借舀酒作掩護,前一瓢裝做要占便宜,后一瓢下藥。而白勝追這個,奪那個,竟和平常小販賣酒一樣,毫不露破綻。這樣一做戲,楊志也不由得有點相信這是好酒了,于是同意買。但白勝又一次欲擒故縱,一個勁兒不賣,這就徹底麻痹了楊志的警惕心理,終于全被蒙汗藥麻倒,眼睜睜看著生辰綱被劫走。

在這段文字中,楊志和晁蓋等人的斗智斗勇始終在緊張地進行中,但并不是明刀明槍,自始至終也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因為我們無從知道那幾個販棗子的客人就是晁蓋等人,而他們之間的斗爭也被表面上的“兵士買酒”和“楊志阻止喝酒”的爭斗所遮蓋。楊志處在不聽話的想喝酒的軍漢們和一心想引誘他們喝酒的晁蓋等人中間,雖然小心謹慎,卻也是疲于應付。更重要的是,晁蓋等人“計”高一籌,無論楊志怎么猜測,怎么提防,他們都好像全然了解楊志的心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而且事事走在了前邊。

二、問題探究

1.這篇小說在結構安排上有什么特點?

課文題為“智取生辰綱”,但如何智取、晁蓋等人做了哪些準備,作者都沒有點明,而是著力描寫楊志與眾軍漢如何鬧別扭、如何鞭打眾軍漢,老都管如何掣肘,虞候如何進讒言,以及軍漢們如何埋怨,讀者的目光完全被作者引向楊志一行的矛盾上。楊志千方百計提防別人暗算,雖然有內部不和,由于他的小心謹慎,似乎萬無一失了,但吳用的妙計卻一直在按計劃實施著;等楊志一行被蒙汗藥麻翻在地,眼睜睜看著生辰綱被推走,讀者也如墜五云霧里,弄不明白到底在哪一步酒里被下了蒙汗藥。最后作者才補敘出其中的種種情狀。這樣一邊明寫楊志如何防范和保護,一邊搶奪的計劃卻在讀者的眼皮底下偷偷實施著,最后全盤端出,造成一種意外的效果,使讀者不得不佩服吳用“果然賽過諸葛亮”。如果這個故事換一種寫法,把晁蓋等人的用計和行動明寫出來,把他們的行動和面貌直接展示在觀眾面前,那故事就平淡無奇了。可見,同一個故事,從不同的敘事角度來講,效果會大不一樣。

2.這篇小說是如何刻畫人物的?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課文無論是對楊志精明、謹慎、蠻橫的性格特征的刻畫,還是對晁蓋等七人足智多謀、隨機應變、團結應戰的群體描寫,都是把他們放在故事情節中,通過他們的語言和行動來展現的。這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特色,這與重視心理描寫的現代小說有很大不同。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從最初重故事敘述,輕視人物描寫,到后來人物和故事并重,這是一個重大進步,《水滸》是這方面的代表。《水滸》里,每一個英雄逼上梁山的過程,都有生動曲折的故事,而這情節又恰恰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不同的情節安排又與不同的性格刻畫相適應。“三代將門之后”的楊志一心希望憑借渾身本領“博個封妻蔭子”,所以一抓到機會就想拼命表現,于是就有點急功近利,再加上暴躁的性格,終于導致自己與眾軍士矛盾的激化,饒是精明能干,卻也不由自己,最終不免失敗。而集中筆墨描寫楊志的精明,不僅增加了這個人物身上的悲劇色彩,同時也反襯了吳用等人的智慧。

3.楊志有什么樣的性格特征?

生辰綱最終被奪,這是否說明楊志是個很愚蠢的人?其實結合《水滸》中其他描寫楊志的章節,我們可以看出,楊志是一個精明能干的人。楊志久在江湖,知道押運生辰綱的兇險,剛一接受任務,就多次推托,推辭不掉時,才做了精心的安排:首先要求扮做普通的行商客人,悄悄趕路,避免大張旗鼓,引人注意;后又要求梁中書給自己提調眾人的權力,防止內部不和,被“賊人”鉆了空子。后來在路上,也是根據不同的地形,更改行路的時間。開始是趁涼行路,后來到了“人家漸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帶,為安全起見,改為“辰牌起身,申時便歇”,天正熱時趕路,而且不允許大家在黃泥崗的松林里休息。后來兵士要買酒喝,他又千方百計阻攔。這都體現了楊志的精明。

那么,既然楊志如此小心,為什么最終還是失敗了?這一方面固然是要突出吳用計策的高妙和無懈可擊,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他性格的另一面:急功近利、粗暴蠻橫。正是這種性格,使得他對手下的兵士“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這就激化了運送隊伍的內部矛盾。“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有了內訌,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從《水滸》對楊志的整體描寫來看,楊志的性格經歷了“失意──得志──幻滅”的發展歷程。楊志本是“三代將門之后”,原“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應該說最初也是滿懷抱負。不想命運多舛,先是失陷了“花石綱”,又在盛氣之下殺了潑皮牛二,吃了官司,被發配充軍。這是其人生的一個失意時期。但豈料卻因禍得福,得到梁中書賞識,收在門下,“早晚殷勤聽候使喚”,并把押運生辰綱的重要任務交托給他。只要他完成這個任務,前途就會一片光明,他的命運也似乎是“柳暗花明了”,離志得意滿的日子也不遠了。可是“福兮禍之所伏”,他太在乎這趟任務了,唯恐辜負了梁中書的厚愛(這也有點“士為知己者死”的心理),所以處處小心,時時在意,因此就有點急功近利,有點急躁。而且太過小心時,腦筋就死板了,他一心懷疑蒙汗藥已經下在酒里了,所以一直等到別人先喝過才允許兵士買,卻忘了酒里可能本來就沒有蒙汗藥,而別的人雖能證明酒里沒藥,卻未必清白。所以丟掉了生辰綱,自己的幻想也最終幻滅,不得不上梁山落草。

4.這篇小說是否存在兩條線索?

傳統的分析認為這篇小說存在一條明線和一條暗線,明寫楊志一行的矛盾沖突,暗寫吳用等人智取的經過。那么事實到底是否如此呢?一位老師在一篇文章中認為該小說不存在暗線(滕偉明《〈智取生辰綱〉不存在暗線》,發表于《語文學習》1983年第6期)。他認為:

如果說楊志一行在明處活動,吳用等人在暗處活動,因此線索也有明暗之分,那就把情節和結構混為一談了。如果說“智取”一節并未寫明吳用等人的姓名,因此算暗線,那么暗線與補敘的運用也就沒有區別。……“不出場”“不交手”和“暗示意義”,是暗線的主要特點。讓我們檢查一下《智取生辰綱》。

①吳用等人沒有出場嗎?否。他們在黃泥岡出場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作了正面描寫,而且是詳寫。

②吳用等人沒有同楊志一行交手嗎?否。他們與楊志一行進行了復雜的“斗智”,正是這個“斗智”過程構成了故事的高潮。

③小說的主題,即歌頌聚義英雄的大智大勇,是通過“暗示法”表現的嗎?否。聚義英雄“智取”的勝利,精明強干的楊志押送的失敗,直接表現了這一主題,無須去“悟”。

因此,說吳用等人智取生辰綱的這條線索,在黃泥岡上是暗線,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同意這種觀點。因為明線和暗線指的是結構的安排。楊志一行在明處活動,吳用等人在暗處活動,這只是敘述者所描述的情節顯現的樣子,但從結構上看,楊志和晁蓋等人的斗智斗勇始終在正面進行著,并沒有拉到暗處展示。如果我們對比魯迅的《藥》,我們就能很明顯的看出本課文并不存在暗線。魯迅的《藥》存在兩條線索,明線是華老栓為醫治兒子的病,去刑場取血饅頭,暗線是革命者夏瑜的死。這一線索存在以下特征:夏瑜始終沒有出場,至少在表面上與華老栓為代表的愚昧民眾沒有沖突;小說所表現的革命者的無畏和民眾的愚昧都隱含在小說的情節中,并不直接表現。這才是一條真正的暗線。

練習說明

一、從課文中找出描寫楊志言行的語句,并據此分析一下楊志的性格特征。課外閱讀《水滸》中有關楊志的其他章節,進一步談談你對這個人物的看法。

此題意在讓學生了解《水滸》刻畫人物的手法,課外閱讀有關章節,理清楊志“失意──得志──幻滅”的性格發展歷程,并對人物發表自己的見解。

《水滸》中比較集中寫楊志的章節分別是:第十一回“梁山泊林沖落草汴京城楊志賣刀”、第十二回“青面獸北京斗武急先鋒東郭爭功”、第十五回“楊志押送金銀擔吳用智取生辰綱”、第十六回“花和尚單打二龍山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楊志的性格特征:精明能干、粗暴蠻橫。有關語句如:

五七日后,人家漸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卻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

楊志趕著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

楊志也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系須是俺的!你們不替灑家打這夫子,卻在背后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

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里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

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卻理會!”

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么!”拿了藤條要打。

……

二、這篇課文用的是元、明間的白話,還夾雜著一些方言,其中有的詞語,字面上跟現代漢語完全一樣,但意思卻不同。如“計較”等。試從課文中把這類詞語找出來,同現代漢語加以對照辨析。

此題意在引導學生認識詞義的古今差異,認識到語言是發展變化的。雖然白話文很早就出現了,但明清時期的白話和現在我們常用的還是有差距的。因此閱讀時,不要以今義套古文,以免造成誤讀。

這樣的詞語很多,比如:

楊志這一行人要六月十五日生辰。古:趕。今:動詞,拿,拿走。

這廝不值得便罵人。古:有必要。今:作某事有意義。

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強人──古:強盜。今:能獨當一面,堅忍不拔,有所作為的人,如女強人。去處──古:地方。今:去的地方,也有地方的意思。

只見對面松林里著一個人。古:遮蔽,躲藏。今:影子,名詞。

理會得甚么!古:懂,知道。今:理睬。

你左右將到村里去賣,一般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么不緊?還──古:付給。今:借了錢歸還別人。

五貫便依你五貫,只我們一瓢吃。古:(買賣場合)多給,讓人占點便宜。今:寬恕,饒恕。

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古:索性,干脆。今:任意;馬虎、隨便。

連累我們也你說了幾聲。古:被。今:吃東西。

計較都是吳用主張。古:計策。今:計算比較;爭論;算計、籌劃。

三、這篇課文是從楊志等人的角度來敘述故事的,課文標題卻是“智取生辰綱”,試從晁蓋等人的視角來改寫這個故事。

此題意在讓學生體會不同敘述角度的不同表達效果。

答案略。

教學建議

一、本文是節選,有必要對小說相關的情節進行必要的交待,這樣有助于了解楊志“失意──得志──幻滅”的性格發展歷程。可安排學生課下閱讀有關章節,在課堂上復述有關內容。

二、注意從分析情節入手,通過人物的行動和語言以及情節的結構安排把握人物性格,了解《水滸》刻畫人物的技巧。

三、可以根據學生學過的內容,選取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人物,比較他們與楊志性格的不同以及逼上梁山道路的不同。

有關資料

一、《水滸》評介(章培恒、駱玉明)

1.施耐庵與《水滸傳》

《水滸傳》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其事在《宋史》之《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以及其他一些史料中有簡略的記載,大致可以知道:以宋江為首的這支武裝有首領三十六人,一度“橫行齊魏”,“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后在海州被張叔夜伏擊而降。

宋江等人的事跡很快演變為民間傳說。宋末元初人龔開作《宋江三十六贊》記載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綽號,并在序中說:“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由此可知,一則當時關于宋江事跡的民間傳聞已經很盛,二則龔開所錄三十六人,未必與歷史上頭有的人物相符。又據同為宋末元初人羅燁的《醉翁談錄》記載,當時已有“石頭孫立”“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說話名目,顯然是一些分別獨立的水滸故事。《宣和遺事》也有一部分內容涉及水滸故事,從楊志等押解花石綱、楊志賣刀,依次述及晁蓋等智劫生辰綱、宋江私放晁蓋、宋江殺閻婆惜、宋江九天玄女廟受天書、三十六將共反、張叔夜招降、宋江平方臘封節度使等情節,雖然像是簡要的提綱,卻已有了一種系統的面目,像是《水滸傳》的雛形。而元雜劇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水滸戲,今存劇目就有三十三種,劇本全存的有六種,它們于水滸故事有所發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當生動了。概要而言,自宋元之際始,水滸故事以說話、戲劇為主要形式,在民間愈演愈盛,它顯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與愛好。這些故事雖然分別獨立,而相互之間卻有內在的聯系。《水滸傳》的作者,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創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長篇小說。

但《水滸傳》究竟為何人所作,卻有不同的說法。此書最早見于著錄,是明嘉靖時人高儒的《百川書志》,云:“《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同時人郎瑛《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二者的說法其實相近。稍后的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和王圻《稗史匯編》都記為羅貫中作。明萬歷時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則說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據這些記載大致可以判斷:此書當是先由羅貫中將說話、戲劇中的水滸故事綜合、加工而成,故曰“編次”;后由施耐庵對這種本子加以發展、提高。對羅氏原本進行再加工的本子當不止一個,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稱為“的本”。至于胡應麟說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見《少室山房筆叢》),當是因為見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面產生的推測。

施耐庵生平不詳,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錢塘(今浙江杭州)生活。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江蘇興化地區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氏的資料,對其生平有較詳細的說法,然可疑之處頗多。《水滸傳》“施耐庵的本”的完成,大約比《三國演義》要遲二、三十年。

《水滸傳》的版本很復雜。大致可以分為簡本和繁本兩個系統:簡本文字簡略,描寫細節少;繁本描繪細致生動,文學性較強。這兩個系統的先后問題,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現在認為繁本在先的占多數,我們也持這種意見。換言之,所謂“簡本”,其實是節本。在繁本系統中,現在所知的最早版本是《忠義水滸傳》一百卷(當即一百回)。另有明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勛所刻行的一百回本,也是較早的刻本,但已經過修改……上述百回本在梁山大聚義后,只有平遼和平方臘故事,沒有平田虎、王慶的故事。繁本中還有一種一百二十回本,是袁無涯根據楊定見所提供的本子刻行的,但增入了一般繁本系統所沒有而只有簡本系統才有的平田虎、王慶故事,并作了增飾。書名因此稱為《忠義水滸全傳》。……明末金圣嘆將繁本的《水滸傳》砍去梁山大聚義以后的部分,又把第一回改為楔子,成為七十回本,詐稱是一種“古本”。因為它保存了原書最精彩的部分,文字也有所改進,遂成為最流行的版本。簡本系統的《水滸傳》也有許多種,現在只作為研究資料來使用,現知較早的本子有明萬歷年間余象斗的《水滸志傳評林》。

2.《水滸傳》的思想傾向

《水滸傳》通常被評價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說。當然,小說中描寫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確與歷史上農民起義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滸傳》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于藝術虛構,可以說,除了“宋江”這個人名和反政府武裝活動的大框架外,它與歷史上宋江起義的事件沒有多少關系。這部小說的基礎,主要是市井文藝“說話”,它在流行過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階層趣味的制約。而小說的作者羅貫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東南最繁華的城市杭州生活,他們的加工,并未改變水滸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質。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卻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民;梁山英雄的個性,更多地反映著市民階層的人生向往。這些基本特點,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用封建統治者的眼光來衡量,梁山上的人們當然只能算是“盜賊流寇”之流。小說要公開歌頌這樣的“盜賊流寇”,并為社會所接受乃至喜愛,首先必須為他們的行為提出一種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合乎社會傳統觀念的解釋(哪怕這種解釋不可能圓滿和充分),賦予這些英雄好漢以一種為社會所普遍認可的道德品格,在這種總的前提之下,來描繪他們的反抗斗爭。梁山泊一桿杏黃旗上寫著的“替天行道”的口號,和梁山議事大廳的匾額所標榜的“忠義”這一準則,就是作者為梁山事業所設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況下,“天”這一居于人間權力之上的最高意志,總是被解釋為佑護朝廷的;“道”作為合理的政治原則與道德原則的抽象總和,也是為統治階級所專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向來也承認:當一個時代的政治情形發生嚴重問題時,政權本身的行為也可能是“違天逆道”的。在這種情況下,由另一種力量出來“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論上可以說得通。而《水滸傳》正是通過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現象,證明了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忠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它是傳統道德的范疇。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現為對皇帝與朝廷的忠誠,甚至梁山義軍的武裝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釋為“忠”的表現──“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其實,梁山上不主張“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風李逵便動輒大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只是這一種力量始終處在以宋江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終把梁山大軍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條既是作者無法跨越的界限,卻也是這部小說在封建時代能夠成立和流傳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義”的前提,為《水滸傳》蒙上一層社會所能夠接受的道德正義色彩。在這種前提下,確實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相一致的東西,不僅是對朝廷對皇帝的“忠”,諸如對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對“奸夫淫婦”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滸傳》并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它的前提其實是相當浮廓的、有時真有時假的,在這些前提下,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完全不一致的東西。小說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而且反映了民間、尤其是市井社會生氣勃勃的人生理想。

這部以北宋末年社會為歷史背景的小說所揭露的社會黑暗現象,實際在封建專制時代具有普遍意義。小說中第一個正式登場的人物是高俅,這個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寵信的市井無賴,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帥府太尉的高位,從此連同他的“衙內”倚勢逞強,無惡不作。在全書正文的開端,這樣寫寓有“亂自上作”的意味。不僅如此,作為社會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權的上層,有高俅、蔡京、童貫、楊戩等一群禍國殃民的高官;在政權的中層,有受前者保護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等一大批貪殘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鄭屠、西門慶、蔣門神、毛太公一類胡作非為、欺壓良善的地方惡霸。如此廣泛的對于社會黑暗面的揭露,是隨著長篇小說的誕生而第一次出現。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熱烈地肯定和贊美了被壓迫者的反抗和復仇行為。梁山好漢們并不是出于純粹的主持正義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們大多本身是社會“無道”的受害者。武松欲為兄伸冤,卻狀告無門,于是拔刃雪仇,繼而在受張都監陷害后,血濺鴛鴦樓;林沖遇禍一再忍讓,被逼到絕境,終于復仇山神廟,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寶為了索回一只他們射殺的老虎,被惡霸毛太公送進死牢,而引發了顧大嫂眾人劫獄反出登州……。李逵雖然不斷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責,但作者畢竟還是讓他再三發出徹底推翻朝廷的吼聲。可以說,人民的反抗與復仇權力,從未像在《水滸傳》中那樣得到有力的伸張。

《水滸傳》的全稱是《忠義水滸傳》,另有一個別名叫《英雄譜》(與《三國演義》合刻)。對一般讀者來說,小說中的英雄氣質才是最能夠吸引他們的東西。日常的生活終究是平庸的,在強大的惡勢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讓,見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選擇。但人們的內心卻不甘于此。梁山好漢卻是另一種人物,是傳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他們或勇武過人,或智謀超群,或身具異能,而胸襟豁達、光明磊落、敢作敢為,則是他們共有的特點。像魯智深好打抱不平,“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武松宣稱:“我從來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確是豪氣干云,令人激奮。就是像黑旋風斗浪里白條、花和尚倒拔垂楊柳、武松景陽崗打虎一類與社會矛盾無關的情節,同樣由于主人公的個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給人以生命力舒張的快感。在污穢而艱難的現實世界中,這些傳奇式的英雄,給讀者以很大的心理滿足。

《水滸傳》在標榜“忠義”的同時,肯定了金錢的力量,贊美一種以充分的物質享受為基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表現出濃厚的市井意識。小說中晁蓋、宋江、盧俊義、柴進這一類具有凝聚力、號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憑借就是有錢而又能“仗義疏財”。在儒家傳統的“崇義黜利”的信條中,“義”和“利”常被視為相對立的存在;而在梁山好漢那里,“義”卻是要通過“財”來實現,倘無財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團中的聚合力也就無法存在。在“義”的背后,作者有意無意地寫出了物質所具有的力量。許多好漢上梁山的動機,也和物質享樂有關。如吳用勸阮氏三兄弟入伙造反,為的是“大家圖個一世快活”,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盤分金銀”,幾乎是梁山好漢的口頭禪。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口腹之欲的滿足,但作者無疑認識到一種自由快樂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現于對物質的充分占有。

《水滸傳》對梁山這一虛構的小社會的描述,也流露出比較明顯的市民意識。梁山大聚義排座次后,作者熱情贊頌道:

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杰靈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并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仆,爭斗冤仇,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或精靈,或粗鹵,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或筆舌,或奔馳,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

這種帶有空想性質的社會圖景,和農民的社會理想、農民起義的政治組織,有著明顯的區別。這里人員成分復雜,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甚至偷騙也可以作為謀生技藝,社會具有開放的特點,因而充滿著活力;這里沒有長幼之序、尊卑之分,擺脫了農業社會的宗法意識,也擺脫了實際的農民起義組織中所不可能沒有的等級制度。雖然,這個社會本身是虛構的,但在其背后,卻存在商業經濟中形成的平等觀念和道德意識的變化。再看小說中大量描寫到的城市景象、商業活動,以及所表現出的對商人的尊重,可見作者的理想是有其現實基礎的。

3.《水滸傳》的藝術成就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是先后相隔不久出現的我國最早的長篇小說,但兩者的語言卻有差異。《三國演義》由于受史料的牽制,是一種文白相雜的語言,《水滸傳》雖然依托于史實,但人物情節幾乎完全出于創作,用的是純粹的白話。白話文雖在唐代變文和話本中就開始運用,但還是文白相雜、粗糙簡樸;元話本中一些較好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在運用白話上有明顯進步,但成就和影響都還有限。《水滸傳》堪稱是中國白話文學的一座里程碑。此前的文言小說雖然也能寫得精美雅致,但終究是脫離口語的書面語言,要做到“繪聲繪色、維妙維肖”八字,總是困難的。《水滸傳》的作者以很高的文化修養,駕馭流利純熟的白話,來刻畫人物的性格,描述各種場景,顯得極其生動活潑。特別是寫人物對話時,更是聞其聲如見其人,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達到的。有了《水滸傳》,白話文體在小說創作方面的優勢得到了完全的確立,這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極為深遠。

《水滸傳》主要是在民間說話和戲劇故事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把許多原來分別獨立的故事經過改造組織在一起,既有一個完整的長篇框架(特別是到梁山大聚義為止),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獨立意味的單元,可以說是一種“板塊”串聯的結構。從長篇小說的結構藝術來說,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從塑造人物形象來說,卻也有其便利之處。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有所交叉的情況下,各自占用連續的幾回篇幅,他們的性格特征得到集中的描繪,表現得淋漓酣暢,給人以極深刻的印象。后來民間評書有專說宋江、石秀、武松等人的,也正是發揮了《水滸傳》這一特點。

《水滸傳》最值得稱道的地方,無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以其對社會生活的廣泛了解、深刻的人生體驗和豐富活躍的藝術想象,加上前面所說的語言和結構的長處,在這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水滸傳》的一大特點,就是人物眾多而人物各自的身份、經歷又各異,因而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個性。金圣嘆說書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三》),這固然有些夸大,但就其中幾十個主要人物而言,是可以當之無愧的。這在一部小說中,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武松的勇武豪爽,魯智深的嫉惡如仇、暴烈如火,李逵的純任天真、戇直魯莽,林沖的剛烈正直,無不栩栩如生,使人過目難忘。作為梁山第一號人物的宋江,由于作者把相互沖突的江湖道德和正統道德加在他一個人身上,有些地方是顯得觀念化的。但透過一些不成功的筆墨,這個人物仍有其鮮明的特征:社會地位不高而胸懷遠大,在正常的讀書做官的軌道上難以求得成功,終于成為草莽英雄。歷史上一些造反武裝的領袖,很多是這一種類型。

《水滸傳》所寫的英雄人物,性格傾向十分強烈,性格特征十分鮮明,性格的復雜性和前后變化較少,但這并不能簡單地說成是“缺點”。因為《水滸傳》本身是一部帶有傳奇性的小說,它的人物是理想化的人物,用濃墨重彩描繪出這些人物,顯示其非凡的氣質,以求強烈地打動讀者,使之得到一種精神上的鼓舞,對這類小說是合適的。而且應該注意到:

這些英雄人物的個性雖然比較單純,卻并非寫得簡單粗糙。譬如李逵,作者常常從反面著墨,通過似乎是“奸猾”的言行來刻畫他的純樸。又譬如魯智深性格是暴烈的,卻常在關鍵時刻顯出機智。再則,作者常常能夠把人物的傳奇性和富于生活氣息的細節結合得很好。就是說,這些英雄好漢既是日常生活中不大可能見到的,但在小說的具體環境中又是合情合理、真實可信的。因而,他們的形象顯得有血有肉,生氣勃勃。有些人物的性格,還是有前后變化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林沖。他初出場時,因為顧戀家庭,處事十分謹慎,對高俅父子的迫害,采取忍讓妥協的態度。但他的英雄本色那時已有所顯露,只是強加抑制而已。一旦到了忍無可忍之時,他的憤怒便像火山爆發,沖騰而起,再也見不到一絲的軟弱。

小說中許多不重要的人物以及反面人物,雖然著墨不多,卻寫得相當精彩。像高俅發跡的一段,寫他未得志時對權勢人物十足的溫順乖巧、善于逢迎;一旦得志,公報私仇、欺凌下屬,又是逞足了威風,兇蠻無比。這種略帶漫畫味的描繪有很強的真實感。還有楊志賣刀所遇到的牛二,那種潑皮味道真是濃到了家。潘金蓮是小說中寫得比較成功的女性。雖然作者出于陳舊的道德觀念,對她缺乏同情心,但從對生活的觀察出發,作者還是把這個出身微賤、受盡欺凌,在不幸的人生中不惜以邪惡手段追求個人幸福的女子寫得活靈活現。后來《金瓶梅》用她作主要人物,固然有很大的發展,但畢竟也是利用了《水滸傳》的基礎。

《水滸傳》繼承了民間說話的傳統、十分重視故事情節的生動曲折。它很少靜止地描繪環境、人物外貌和心理,而總是在情節的展開中通過人物的行動來刻畫人物的性格。這些情節又通常包含著激烈的矛盾沖突,包含偶然性的作用和驚險緊張的場面,包含著跌宕起伏的變化,富于傳奇色彩。這種非凡人物與非凡故事的結合,使得整部小說充滿了緊張感,很能引人入勝。不過到了七十一回梁山大聚義以后,情節就變得松垮散漫,人物也大多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因為梁山的好漢們在這以后所做的事情,同他們原來的性格及人生取向全然背反,而英雄被招降而走向失敗的道路,沒有深刻的悲劇意識是無法寫好的。金圣嘆把《水滸傳》截到原書第七十一回為止,確有他的藝術眼光。

(選自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二、前人評點

看他寫天氣酷熱,不費筆墨,只一句兩句,便已焦熱殺人。古稱盛冬掛云漢圖,滿座煩悶,今讀此書,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寫一路老都管掣人肘處,真乃描摹入畫。嗟乎!小人習承平之時,忽禍患之事,箕踞當路,搖舌罵人,豈不鑿鑿可聽?而卒之變起倉猝,不可枝梧,為鼠為虎,與之俱敗,豈不痛哉!

看他寫棗子客人自一處,挑酒人自一處,酒自一處,瓢自一處,雖讀者亦幾忘其為東溪村中飲酒聚義之人,何況當日身在廬山者耶?耐庵妙筆,真是獨有千古。

看他寫賣酒人斗口處,真是絕世奇筆。蓋他人敘此事至此,便欲駛駛相就,讀之滿紙皆似惟恐不得賣者矣。今偏筆筆撒開,如強弓怒馬,急不可就,務欲極板開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為其買者,真可怪也。

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第十五回回前總評

楊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濟得恁事也!須以思結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體,要行使行,要往便往。一味亂打眾人,自然拗起來。雖然由你智勇足備,亦不能跳出這七個人圈套了!徒自作惡耳,蠢人!蠢人!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回末總評

梁中書十萬重寶不堪再誤,物色青面獸,望其出死力以相報。夫楊志階下虜耳!東郭斗武,受國士之知,不敢極常人之遇,極知天不太平,不肯去,又不得不去。去而為一都管、兩虞候掣肘,只以赍盜糧而辱君命。前失高太尉花石綱,今失梁中書生辰綱。悲哉!楊志之遇也。

《評論出像水滸傳》王望如回末總評

三、今人鑒賞

楊志的故事一共只有三回書,一萬五六千字,首尾三大段落:賣刀,得官,失陷生辰綱。在結構上,楊志的故事和林沖故事是不同的。林沖的故事先提出全篇主眼,然后一步緊一步向頂點發展,楊志故事卻是把失意、得志、幻滅這三部曲概括了楊志的求官之夢,從結構上看,高潮在中段。在權貴高俅那里,楊志觸了霉頭,但在另一權貴梁中書那里,楊志卻一開始就受到提拔,似乎可以一帆風順了,但在權貴門下做奴才也并不容易。奴才中間有派別,經常互相傾軋。梁中書用人不專,注定了楊志的幻滅。同時也注定了黃泥岡上楊志一定要失敗。

茅盾《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

作者寫來,從容不迫,大緊處卻用舒緩徐紆的筆致,實是大家風采。白勝口唱山歌挑酒上岡,更是欲緊故松的大好關目……大松弛更彰大緊迫,實走神工鬼斧、出神入化之筆。其熱難熬,其疲不堪,有酒挑到眼前,軍漢們豈能無動于衷?于是作者寫了軍漢們“正在那里湊錢”的情景,一個細節寫來如畫,不必再去描摹個個咋嘴咋舌、垂涎欲滴的樣子了,白描手法之妙處正在于此。待到楊志大動肝火,脫口說出蒙汗藥時,軍漢們根本不在意,有趣的倒反是挑酒漢予以介意了。“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吃,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三句話三層意思,三個轉折,真乃妙人妙語。其一,說楊志說話不懂道理,在生意人面前說人家貨不好,如同打人家的臉;其二,我根本就不想賣給你,哪來的許多廢話;其三,這沒來由的說法完全不屑一駁,純是胡說八道。

郁賢皓主編《中學古詩文鑒賞辭典》

四、悖入悖出,何足稱道──“智取生辰綱”性質辯說(王振彥)

分析了參與劫取生辰綱人物的言行思想,了解了他們的動機愿望,那么這一事件所蘊含的實際意義也大致可以弄明白了。

首先應該肯定,《水滸》作者對于劫奪生辰綱事件及參與其中的人物抱以肯定的態度,賦予贊賞的筆墨,這實質上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是宣揚了“取其非有官皆盜,損彼盈余盜是公”的鮮明的是非觀點,是作者對貪官污吏乃至趙宋王朝的統治的不滿和否定,并且采用了“武器的批判”的方式。事實上,這一事件對蔡京等人的震動的確不小:首先是“梁中書聽了大驚”,其次是“蔡太師看了(梁中書的報急家信)大驚”;接下來是濟州府君、鄆城縣爺“聽得大驚”,最后弄得封建官僚機構的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星夜馳檄,火速緝捕──作者的用意和這一事件所顯示的客觀效果,實質上是貫穿于《水滸》自始至終的,體現了作為封建社會進步文人的較為先進的思想。同時,這也正是“智取生辰綱”的故事乃至整部《水滸》幾百年來所以流傳下來為人津津樂道的真正原因。

但是,作為唯物論者,我們不能就此抓住一點無限上綱地亂加吹捧,不能脫離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實際描寫,為迎合某種社會現實的需要而采用貼政治標簽、套用公式的庸俗社會學和形式主義的方法,從而不切實際地夸大這一事件的革命性。魯迅先生就曾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不能把《水滸》的反抗精神與現實的革命劃等號。這可謂是較為辯證的說法了。

客觀地說,劫奪生辰綱之舉是促使晁蓋等人投上梁山的根本契機。設若他們能夠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真的從反抗統治階級,反對貪官污吏的目的出發,他們的這次行動反而是立了大功哩。遺憾的是,他們的初衷絲毫沒有去觸及貪官、反抗政府的意思。而是出自人性原始的貪婪,沖著“一套富貴”,由一個地主財主,聯絡幾個流民、閑漢,用頂風冒險、攔路搶劫的方式奪得個別貪官的若干財物以圖自身的受用罷了。這與原來占著二龍山“聚集著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鄧龍一伙,與揚子江上專靠擺渡而殺人謀生的“截江鬼”張旺、“油里鰍”孫五之流,與王倫時代的梁山泊強人可謂是雁行昆仲。從這一點說,晁蓋等人甚至連常人心目中的江湖英雄都不配稱得上。因為江湖英雄們的行為準則是仗義疏財、打富濟貧。而他們的行為則純是為財富而來。我們且看,劫取生辰綱以后,三阮兄弟“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白勝也把分得的金銀埋在床底下,余下四人就住在晁蓋莊上,整日在“葡萄樹下吃酒。”他們哪里想到劫了富要去濟貧呢?所以我們說,從梁中書到晁蓋、吳用,從生辰綱的聚斂到散去,正應了《禮記·大學》里的一句話:“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即用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財物也必然被別人用不正當的手段拿去,這哪里談得上是革命,是“義劫”!不客氣地說,這不過是一起地地道道的黑吃黑的行為而已。就連那被金圣嘆稱之為“義旗”的“不義之財,取之何礙”的口號,看似冠冕堂皇,也實在是一種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變態心理的外化。

同時,劫取生辰綱雖然也使封建官府受到一定程度的震動,但絲毫不能動搖趙官家的天下江山。因為貪官仍在,失落的十萬二十萬金銀還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聚斂。更何況,晁蓋等人又哪里是真的仇恨官府,主動向官府進攻呢?果真如此,在麻醉了解送金銀擔的一干人后,何不將他們一刀一個解恨,最起碼應該把屬于走狗、走貓的提轄、都管、虞候們就地正法,以儆貪官,以儆效尤?相反,晁蓋等人只是“將這十一擔金銀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便逃之夭夭。筆者曾作過這樣的設想:假如蔡太師,梁中書也如今天的貪官一樣,失了財物不事聲張,黃泥岡之事不會敗露,官司不來勾捉,晁蓋一伙怕不會一把火燒了莊院,上山落草的。因為有了“一世的指望”,他們盡可以坐吃坐喝,賭錢交游,哪里用得著明地里去做賊呢?這樣,我們后來的一些善于附會的“革命”評論家們,就不會再用什么革命英雄的桂冠加在他們頭上了。

這里,我們并非有意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古代的農民革命,以致于把他們理想化。那當然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古代農民革命的原則,把任何類似于見財起意,趁伙打劫的行為都隨意拔高為農民起義。盡管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由于受當時政治、經濟等主要條件的制約,其形式可能是千差萬別,我們不好用一個模式去硬套。但是,在看它是否代表了廣大農民階級的利益去反對封建社會,反對封建剝削和封建壓迫這個根本原則上,卻是不能隨意遷就的。譬如今天的一個盜竊集團,用撬門別鎖、剪徑劫道的方式掠去了一個現代貪官因貪污或受賄得來的“不義之財”,其情境與劫奪生辰綱幾乎雷同。對此,我們應該作出什么樣的評論呢?難道也把他們等而上之,不與一般的穿窬者等同看待?這怕是一種有悖于當今道德的不經之論吧!

我國有句老話:“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這說法固然失于偏頗,近乎武斷,但從認識劫奪生辰綱的性質上看,這句謠諺應該說是得其真義了。也許筆者杞人憂天:倘若晁蓋、三阮等人的陰魂不散,借當今不法之徒而還魂,又有吳用這類點子多的人的蠱惑煽動,真的去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這該是我們的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吧!尤其是在提倡用傳統的優秀的倫理道德教育青少年的今天,對于晁蓋等人的此事此舉,就更是不宜一味地盲目頌揚,而應該作必要的批判分析,否則,其消極影響將會給我們帶來負面的效應,那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選自《南都學壇》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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