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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
  中文名稱: 蒲松齡
  又  名: 號柳泉居士 字劍臣 字留仙 聊齋先生
  性  別: 男
  所屬年代: 清代
  民  族: 漢族
  生 卒 年: 1640~1715

  生平簡介

  蒲松齡(1640~1715) 清文學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 齋先生,山東淄川(今淄博)人。早歲即有文名,深為施閏章、王士禛所重。屢應省試,皆落第,年七十一歲始成貢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寶應,居鄉以塾師終老。家境貧困,接觸底層人民生活。能詩文,善作俚曲。曾以數十年時間,寫成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并不斷修改增補。其書運用唐傳奇小說文體,通過談狐說鬼方式,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多所批判。所著又有《聊齋文集》、《聊齋詩集》、《聊齋俚曲》及關于農業、醫藥等通俗讀物多種。

   生活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明末清初。出身小地主小商人家庭,在科舉場中很不得意,滿腹實學,屢不中舉,到了71歲,才考得了貢生。他牢騷滿腹,便在聊齋寫他的志異。
《聊齋志異》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共有短篇小說431篇。其內容大致有四部分:一、懷著對現實社會的憤懣情緒,揭露、嘲諷貪官污吏、惡霸豪紳貪婪狠毒的嘴臉,筆鋒刺向封建政治制度。這類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以《促織》、《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篇最有代表性。二、蒲松齡對腐朽的科舉制度有切身的體會,通過《司文郎》、《考弊司》、《書癡》等篇,作者無情地揭開了科舉制度的黑幕,勾畫出考官們昏庸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靈魂的禁錮與腐蝕,譴責了考場中營私舞弊的風氣。三、對人間堅貞、純潔的愛情及為了這種愛情而努力抗爭的底層婦女、窮書生予以衷心的贊美。有代表性的篇章有《鴉頭》、《細侯》等。《聊齋志異》中還有相當多狐鬼精靈與人的戀愛故事,頗具浪漫情調。在這些故事里,塑造了很多容貌美麗、心靈純潔的女性形象,如紅玉、嬰寧、香玉、青鳳、嬌娜、蓮香等。四、有些短篇是闡釋倫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具有教育意義,如《畫皮》、《勞山道士》等。

《聊齋志異》是一部積極浪漫主義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它的浪漫主義精神,主要表現在對正面理想人物的塑造上,特別是表現在由花妖狐魅變來的女性形象上。另外,也表現在對浪漫主義手法的運用上。作者善于運用夢境和上天入地、虛無變幻的大量虛構情節,沖破現實的束縛,表現自己的理想,解決現實中無法解決的矛盾。

 蒲松齡,他出身于一個久已衰落的世家,其父因科舉不顯而棄儒從商,卻仍不能忘懷于光復門庭。蒲松齡從小隨父讀書,十九歲時以縣、府、道試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生員,得到學使施閏章的稱揚。自此文名大振,而自視甚高。但他此后的科場經歷卻始終困頓不振,一直考到六十多歲,才接受老妻之勸,放棄了仕途幻想。又到七十一歲時,才援例得到一個已經無意義的歲貢生名義。在蹭蹬科場的數十年中,他先是做過短期的幕賓,后來長期在官宦人家為私塾教師,以為糊口。大致從中年開始,他一邊教書一邊寫作《聊齋志異》,一直寫到晚年。書未脫稿,便在朋輩中傳閱,并受到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禛的常識。除《聊齋志異》外,他還存有相當數量的詩、詞、文、俚曲等,今人編為《蒲松齡集》。 
  《聊齋志異》近五百篇,實際包含兩種不同性質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 
  一類篇幅短小而不具有故事情節,屬于各類奇異傳聞的簡單記錄;另一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多為神鬼、狐妖、花木精靈的奇異故事。兩類在篇數上約各其半,但也有些居于兩者之間。這些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材料來源,據作者于書前的《聊齋自志》中稱,一是他“喜人談鬼,聞則命筆”,一是“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如此長久積累而成。另外,相傳蒲松齡常在路邊備煙茶供行人享用,趁機與之閑談,搜羅記錄異聞傳說(見鄒弢《三借廬筆談》),這不太可信,但《聊齋志異》中內容,有許多來自民間傳聞,則是無疑的。 
  蒲松齡的思想感情是很混雜的,這也造成了《聊齋志異》內容的駁雜不一。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一,他才華出眾而畢生潦倒,在科舉中經歷數十年的精神折磨,而又以低賤的塾師身份坐館于縉紳富貴之家,這一切造成他心理上極大的壓抑。這種壓抑經常表現為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尖銳抨擊,但有時也表現為對某些野蠻、陰暗現象的興趣(如《犬奸》就是顯著的例子)。其二,他對許多社會問題的理性的看法實在并不高明,因而,當他以現實人物為小說主人翁時,每每宣揚陳腐的禮教,如《耿十八》、《金生色》等篇,都對婦女不能守節大加鞭撻,甚至認為她們活該得到悲慘的結局,而《杜小雷》又寫一婦女不孝順婆婆而化為豬,縣令捆之示眾,亦立意殊惡。至于宣揚輪回報應,更是處處可見。但是,作為一個情感豐富、想象力出眾的藝術家,當他在完全是幻想的境界中描寫狐鬼的形象時,卻又寫出了本屬于人類的許多美好的向往。當然,《聊齋志異》中占主導地位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是批判社會現實和幻想美好人生兩類,這也是人們喜歡此書的原因。 
  蒲松齡一生受盡科舉之苦楚,每言及此,百感交加,辛酸無比。書中有《三生》篇,寫名士興于唐被某考官黜落,憤懣而死,在三世輪回中與該考官的后身為仇。篇末作者議論道:“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這位名士三生不解的“怨毒”,也正是蒲松齡自身心態的反映。所以,書中涉及科舉的地方特別多。只是,蒲松齡對科舉制度本身并未提出否定,他所特別加以攻擊的,是考官的“心盲或目瞽”(蒲松齡《試后示箎、笏、筠》)以致良莠不辨。如《賈奉雉》篇,寫賈奉雉每次以好文章應考,總是名落孫山,最后把“不得見人之句”連綴成文,卻高中第一名。又如《司文郎》篇,寫一神奇的瞎和尚能用鼻子嗅出燒成紙灰的文章的好壞,他嗅糊涂考官所作的文章,竟立時“向壁大嘔,下氣如雷”,真是所謂“屁文”。這一類故事中,作者主觀情緒的宣泄最為強烈,尖銳當然是尖銳的,但難免夸張太過。書中攻擊科舉弊端,寫得最有意義應是那些反映考生在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靈魂被扭曲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如《王子安》篇,寫王子安屢試不第,在一次臨近放傍時喝得大醉,片刻間夢見自己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于是一再大呼給報子“賞錢”,又想到應“出耀鄉里”,因“長班”遲遲而至,便“捶床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酒醒之后,始知虛妄。這一種描寫,確是入木三分,包含了作者深刻的心理反省。篇末“異史氏”的議論總括秀才入闈前后,忽異想成狂,忽沮喪欲死,神昏志迷的情態,令人感慨不已。 
  蒲松齡一方面社會地位不高,深知民間疾苦,另一方面,又與官場人物多有接觸,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寫出了一些優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如《席方平》寫冥界貪賄公行,含冤者負屈難伸,受盡恐怖的摧殘,實是現實社會的一種濃黑的縮影。又如《促織》,寫因為皇帝好斗蟋蟀,各級官吏紛紛進貢邀寵,里胥假機聚斂,造成民間家破人亡的慘劇。這一類具有現實意義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在全書中占有相當比例。 
  但《聊齋志異》長期以來受到人們的喜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許許多多狐鬼與人戀愛的美麗故事。像《嬌娜》、《青鳳》、《嬰寧》、《蓮香》、《阿寶》、《巧娘》、《翩翩》、《鴉頭》、《葛巾》、《香玉》等,都寫得十分動人。這些小說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們在愛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動的姿態,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嬌弱溫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氣,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滿足,少受人間禮教的拘束。像《嬰寧》中的狐女嬰寧,永遠天真地笑個不停,嬉鬧玩耍,絕無顧忌,絲毫未曾受到人間文明法則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樹葉制作錦衣,每當情郎意有旁騖,便不動聲色地讓他的衣衫變回片片黃葉,當場出丑。作者藝術創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夠把真實的人情和幻想的場景、奇異的情節巧妙地結合起來,從中折射出人間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國古小說中淵源久長,而蒲松齡特別注意于此并擅長于此,頗有值得推究之處。作為一個有如此才華的文學家,他的內在情感的活躍是無可懷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經歷中,渴望得到某種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說,從明末到清初,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重新抬頭使追求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處于低抑的狀態,而蒲松齡也受此影響甚深。但另一方面,這種思潮既已發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滿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徹底截止。只是,當小說以具有現實社會身份和現實社會關系的女性為主人公時,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會對她們提出現實倫理的約束;而只有在寫狐鬼一類女性形象時,由于這些人物是超脫于社會固有結構之外而無法以禮教的準則衡量的,作者內心的欲望便會自然而然地活躍起來,在一種“倫理疏隔”的虛幻場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較為自由的抒發。這應是蒲松齡對狐鬼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陰影還是會對小說產生影響。那些人與狐鬼之間曠男怨女的短暫結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歡快,而總是給人以幽凄的感覺。 
  前人或將《聊齋志異》比之于竟陵派的詩歌,就其心理因素來說,這種比擬不無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齋志異》各作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說的代表,那么,以生動的白話與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氣息的人間故事與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較,確實可以看出文學的生氣正處于減退的過程中。在體式上,蒲松齡每于長篇故事之末,仿《史記》“太史公曰”論贊體例,附“異史氏曰”的議論。從文言小說已有的擺脫史傳影響、減少議論的趨向而言,這也沒有什么可贊賞的。況且,這些議論雖有個別精彩的,但大多無甚趣味,蒲氏的長處不在此。 
  但《聊齋志異》畢竟是富于才華之作,也畢竟承續了前代小說中一些重要的積極因素,在中國小說史上仍有著獨特的地位。它既結合了志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又吸收了白話小說的某些長處,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一些優秀篇章中,作者能以豐富的想象力建構離奇的情節,同時又善于在這種離奇的情節中進行細致的、富有生活真實感的描繪,塑造生動活潑、人情味濃厚的藝術形象,使人沉浸于小說所虛構的恍惚迷離的場景與氣氛中。小說的敘事語言是一種簡潔而優雅的文言,而小說中人物的對話雖亦以文言為主,但較為淺顯,有時還巧妙地融入白話成分,既不破壞總體的語言風格,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說的對話難以摹寫人物神情聲口的毛病,這是很難得的成就。以《翩翩》為例,在落魄浪子羅子浮為翩翩所收留后,有一位“花城娘子”來訪: 
  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將來?”曰: 
  “方嗚之,睡卻矣。”于是坐以款飲。 
  此后寫羅子浮二度偷戲花城,均“衣化為葉”,嚇得不敢再胡思亂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跡入云霄去。”女亦哂曰:“薄幸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 
  寫二女相為戲謔的口吻,十分靈動,對舊時稍有文化修養的讀者來說,已經是沒有什么障礙的了。 
  由于結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聊齋志異》把文言小說的藝術性又推進了一步。此后雖然還有不少類似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問世,但都已無法與之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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