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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基

    劉基(1311—1375)字伯溫,處州青田(今屬浙江)人,明朝開國功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從小聰穎過人,十四歲進處州(今浙江麗水)郡學,習《春秋》,“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十七歲,拜名儒鄭復初為師,攻讀宋儒周敦頤、二程開創的“濂溪學”、“洛學”。他看書涉獵很廣,經史子集、天文兵法無所不窺,而“尤精象緯之學”。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僅二十三歲的劉基就考中了進士,初露鋒芒,時人對他都很器重。老師鄭復初曾對他父親說:“此子必高公之門矣!”秘書監揭曼碩對人說:“此魏征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有進賢老人鄧祥甫者,一見詫異曰:‘吾嘗語人王佐之學,率不省,子善自愛。’盡出秘書相示。”

    元至元二年(1336),劉基被任命為江西高安縣丞,為官清廉正直,以打擊權貴而名重一時。但是,在極端腐敗的元末社會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難得到重用的。特別是統治集團為了鞏固軍事統治,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謂“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統治下的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劉基自然屬于“南人”之列。這樣,才氣橫溢的劉基卻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二十九歲時,劉基復審一起人命冤獄,盡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檢察官,調為職官掾史。第二年,又因與幕府官僚發生意見分歧而被迫辭職,不久補升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又幾次三番上書彈劾御史失職數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撓,劉基激憤之下再次辭職。先隱居江蘇丹徒,后又寓住浙江臨安,每天縱酒西湖,以抒發心中憂憤。

    這時,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國珍首先在浙江臺州起兵,腐敗無能的元朝統治者,為了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被迫起用劉基為江浙行省元帥府都事。劉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為元朝效力,他建議筑慶元等城,以壓逼起義軍;并且極力反對招撫,倡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后!”方國珍大懼,厚賂劉基,卻之。方國珍收買劉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賄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詔招撫。元廷因此給劉基扣上了“失天子憫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職務,將他看押在紹興府。劉基氣憤之極,好幾次想自殺,幸虧門人密理沙等拼命攔阻,才得以不死。從此他放浪不羈,一天到晚在紹興游山玩水,作詩賦詞,他以屈原、賈誼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貪婪而不貞”,“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借以表達對元朝統治集團的不滿。

    方國珍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響應,江浙行省在無奈之中,恢復劉基的官職,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劉基自募“義兵”,采取剿撫兼施的辦法,對拒命不服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鎮壓。后又與行省樞密院判石抹宜孫互為犄角,相互聲援,共同出擊方國珍,因鎮壓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為樞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報朝廷時,朝中當權者排擠漢人,借口劉基原只擔任過儒學副提舉,按資只能遷總管府判,實際上反而降了級,且又失去了兵權。三起三落,到處碰壁,劉基對元朝已心灰意冷,絕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實在是因為無路可走了。就逃歸青田,時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

    懷才不遇、落泊而歸的劉基,到了這時才開始冷靜下來,考慮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據力量方國珍,向來被他視為海盜。姑蘇(今江蘇蘇州)的張士誠,亦為劉基所不齒,他曾說:“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自然更不會投奔他們,為他們所用。投靠應天的朱元璋吧!確實,在劉基看來,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業的只朱元璋一人。還在十年前第一次罷職時他就隱隱約約地萌發過這個念頭,那次,劉基“與魯道源、宇文公諒日縱酒西湖,見有異云起,時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為天子氣,應十年,我其輔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劉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謂所親曰:‘此豈人力所能哉!’”但是,朱元璋畢竟是與“圣朝”為敵的“賊”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詩歌里,不是也直斥他為“盜賊”嗎?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寫道:“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如蟻,無奈官軍暴似狼。”又如《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圣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這樣,飽讀經史和飽嘗仕途坎坷的劉基,矛盾重重,心亂如麻,索性采取靜觀時變的辦法。當時有“客說基曰:‘以足下才氣無雙,從好亂之眾,踣方氏而有明、越,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笑曰:‘是又一國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劉基一方面集鄉練自保,防備方國珍的進犯;另一方面,發憤寫作,著《郁離子》十卷十八篇以見志。

    在劉基隱居青田撰寫《郁離子》之際,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燃越熾。處于鼎盛狀態的北方紅巾軍揮師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劉福通則率部攻占汴梁;徐壽輝、陳友諒的南方紅巾軍在長江中游繼續發展;活躍于江淮之間的另一支紅巾軍,主帥郭子興死后盡歸朱元璋統轄,朱已建立以應天為中心的根據地;割據長江三角洲的張士誠、割據浙江沿海的方國珍,對元朝則時反時降。總之,反元起義的烈火燃遍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統治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

    面對這種階級沖突、民族沖突白熱化的局勢,作為一個胸藏韜略的儒士和一個由“衛元”向“反元”思想轉變的英雄,劉基需要的是系統地整理自己的思想,總結元末弊政的經驗教訓,以為未來新皇朝的建設作準備。而《郁離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即所謂:“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為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劉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釋《郁離子》書名的意蘊時說:“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郁離子》繼承了先秦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闡發哲理的傳統,用生動而洗練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錯綜、尖銳的社會矛盾,并展示出作者為解決這些社會矛盾所作的種種設計。此后,劉基在輔佐朱元璋創建明朝的過程中提出的種種獻策,均與《郁離子》所述思想一脈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說:“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

    《郁離子》首篇《千里馬》,敘述千里馬駃騠,只因北方所產,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視,《八駿》篇首先贊揚穆天子和造父以馬之良劣區別對待,這樣,“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來主持者不會識別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產地來區別對待,以至最后盜賊蜂起時,“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顯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統治集團推行的以“種族取人”的民族歧視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著,作者用相當篇幅抨擊元朝統治集團的暴戾恣睢與吏治的昏亂。《燕王好烏》、《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貶黜逆己者,“得寵而矜”的人比作群烏、鵋。在《好禽諫》篇中,借衛懿公好鶴,為狄人所滅的故事,暗指元朝滅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統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夢田》、《羋叔課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統治者以“多括為功”、“聚斂無度”的政策。《蜀賈》篇側重描寫當時吏治的昏亂。《賄賂失人心》篇展現元代官吏“求賄”而輕于國是的腐敗狀態。在《賄亡》、《食鮐》等篇中,劉基更將好賄比作毒魚鮐,將“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賣柑者說》,有力地抨擊了那些坐高堂、騎大馬、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文武官員們,揭露他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丑惡本質。

    此外,劉基在《郁離子》中還用大量的篇幅闡發了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郁離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難》,在這里,劉基通過“郁離子”(作者自稱)與隨陽公子的對話,表達了自己的志向:“仆愿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基于對元末社會動亂根源的認識,劉基為未來的統治者開出了“以大德戡大亂”(《井田可復》)的藥方。在《靈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動地申述了這樣一個道理:養民為政事之本,善養民者,國勢熇熇;廢怠于此者,國勢涼涼。劉基認為,養民之道“在于寬仁”,在《術使》篇中,不僅直接諷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賦辦法,而且明白無誤地指出:重賦苛斂將逼迫人民“鋌而走險”,使“狙公卒餒而死”。在《糜虎》篇中,劉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闞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而死”的寓言,發出逼迫過甚將導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歸于盡的警告。在《天地之盜》篇中,劉基還闡述了一個富于民本主義色彩的思想:統治者應把索取財富的目標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盜”。在《井田可復》篇中,他提出了“復井田”的主張,使人民能過上“不饑不寒”的生活。

    當然,劉基盡管主張以寬仁待民,但認為威令亦絕不可廢。他指出,施威令實際上是施德政,因為,“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謂“刑期于無刑”,若一味寬縱,“是啟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離子·刑赦》)。這是從宋元“寬縱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訓。為此,劉基堅決反對招安造反的為首者,因為這實際上是“勸天下作亂”,而決不是“敷文德”的表現,這種威福并施的統治者,劉基稱之為“道”:“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郁離子·躁人》)因此要因勢利導,誘使國人走上統治者設計的軌道。

    鑒于元朝統治者所用非人、自取敗亡的教訓,劉基對人才的使用極為重視,在《魯班》篇中,以修葺住宅為例,明確地提出去腐惡、換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議;并強調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主張唯才是舉,排斥一切宗派偏見。在《任己者術窮》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專任己,于是謀者隱,識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在《琴弦》篇里,借樂師師曠之口,以大弦為君、小弦為臣作喻,批評晉平公抹殺大弦小弦的差別,以君王之尊侵奪臣職,以致“上下失其統”,表達了劉基對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協作關系的設想。此外,劉基還向未來的統治者進言,提出了用人之長(《使貪》)、守信于民(《姑蘇圍》)、納直言(《韓垣干齊王》)、去諱矜(《自諱自矜》)等建議,認為這些都屬于圣君明主應當施行的德政。

    劉基的這些主張,都是有為而發,頗能切中元末時弊。所以后人對它評價很高,說它“明乎吉兇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其言確然,鑿鑿夫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夫如五谷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當然,劉基是一個有抱負的政治家,他是不會滿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見”的境遇的。早些時候,他作《題王右軍蘭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萬謝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世,悲乎!”這實際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華),定括蒼。翌年,置中書浙東行省。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他迫切需要當地武裝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葉琛、章溢以及劉基等人還躲在山里結寨自保不肯出來。朱元璋早就仰慕劉基的學識才智,派處州總制孫炎邀他出山,劉基猶豫未有所決,孫炎便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反覆說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來信相勸。他母親也勸他出山:“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哪能獲得萬全之計呢?”于是,劉基不再猶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懷著勃勃雄心離開青田到達應天,時年五十歲。

    與此同時,葉琛、章溢等人也相繼歸附朱元璋。對朱元璋來說,由于劉基等地方豪強的合作和支持,在浙東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減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證。后來在洪武三年(1370)授劉基為弘文館學士誥中就說:“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括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另一方面,劉基等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深諳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有他們運籌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軍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勝利。

    基一到應天,朱元璋馬上召見,“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劉基也立即呈上時務十八策,分析內外形勢,詳陳滅元興邦的大計方略。朱元璋大喜過望,相見恨晚,待以上賓禮,“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當時朱元璋左有陳友諒,右有張士誠。比較起來,張士誠富,陳友諒強。張士誠出身私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陳友諒是打魚出身的,慣在風浪里過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險進取。朱元璋在應天,陳友諒居上游,可順流而下,其視朱元璋是籠中之雞,可手到擒來。他派出使者和張士誠相約:東西夾攻,瓜分朱元璋領土。朱元璋問計于劉基,他分析了東西兩面情況說:張士誠齷齪無大志,只想保住那塊地方,首鼠竄伏,陰陽于元,是個自守虜,不足與謀。主要的威脅是陳友諒。他擁有精兵大艦,地處上流,其心無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陳氏,上游無事,張士誠勢孤,一舉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劉基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兩線作戰的危險。假如先攻張士誠,陳友諒一定全軍出動,到時腹背受敵,勝負就很難說了。因此朱元璋聽后大喜曰:“先生神機妙算,請知無不言。”

    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當涂),襲擊龍江,其鋒銳不可當。朱元璋欲發兵抵御,而眾將恇憂不決。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奔據鐘山。劉基獨張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內,劉基激動地說:先把主張納款及奔鐘山者斬了再說!敵人現在志驕氣盛,但驕兵必敗。如果我們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然后派伏兵突然襲擊,勝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舉者勝,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朱元璋采納了劉基的主張,結果大獲全勝。以“克敵賞”授劉基,劉基辭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陳友諒又遣將攻下安慶,朱元璋欲親自帶兵征討,劉基極力贊助。安慶城堅,從早到晚不能攻下,劉基又建議撇開安慶,出其不意,直趨江州(今江西九江),搗陳友諒巢穴。陳友諒從夢中驚覺,疑神兵天降,倉猝應戰,攜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漢龍興(今江西南昌)守將胡廷瑞遣子請降,不過他要求降后仍統率自己的部屬。朱元璋一時面有難色。劉基急中生智,從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許之。結果,胡廷瑞降后,其他漢將接二連三遣使來降,江西諸郡皆下。

    先是,劉基母親富氏病逝,因戰事正緊,無暇抽身。這時劉基請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軍發動兵變,殺金華、處州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浙東大震。劉基便替守將夏毅安諭旁近諸屬縣,又與平章邵榮等一起謀復處州,亂遂定。方國珍一向敬畏劉基,這時特地遣使吊喪,劉基借回謝之際,盛贊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國珍從此向朱元璋納土入貢。劉基雖在家居喪,每逢軍國大事,朱元璋總是派特使到他家請教,劉基條分縷析,悉合機宜。不久召還,路過建德,逢張士誠來犯,守將李文忠奮欲擊之,劉基止之曰:“敵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盡可擒也。”三日后,劉基登城望曰:“賊兵退了。”眾人見張營壁壘森嚴,旗幟密匝,且聞鼓聲陣陣相應,不敢進軍。劉基拚命催促,等部隊趕到其駐地,才發現只剩下一座空營,所留都是老弱殘兵。于是遣兵追擊,一直追到東陽,大獲其眾。

    朱元璋原信彌勒教,屬紅巾軍的一支,接受紅巾軍領袖小明王韓林兒名義上的領導。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遙奉韓林兒為帝。每逢過年,中書省都要設御座行禮,劉基到應天后,獨不拜,并說:“彼一牧豎耳,奉之何為!”因密見朱元璋,告訴他,在群雄四起之際,要成大業必須擺脫別人牽制,完全自主獨立。朱元璋聽后大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劉基回到應天,時張士誠大將呂珍襲擊安豐(治所在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殺劉福通,朱元璋欲親自出救,劉基極力勸阻說:“漢、吳伺隙,未可動也。”而且救得小明王出來,當發放何處?是繼續讓他當皇帝?還是關起來殺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豈不是自討沒趣!朱元璋則認為,安豐如失守,應天就會失去屏蔽,救安豐即是保應天。遂出兵,呂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關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沈之于水。

    當朱元璋出兵救安豐時,陳友諒果然乘虛進犯,陳軍號稱六十萬,圍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圍三月,幾陷敵手。守將朱文正遣張子明來報,朱元璋乃治兵二十萬西上迎擊,并對劉基說:“我不該有安豐之行,假如友諒乘我不在,應天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雙方大戰于鄱陽湖,一日數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戰中,劉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換座艦,迅即原乘舟被擊碎。陳友諒憑高見之,以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進,漢軍皆失色。雙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劉基又建議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決勝。陳友諒窮蹙無奈,進退失據,慌亂間中流矢而死。鄱陽湖一戰是朱、陳之間的決戰,為朱元璋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一仗朱元璋親自督戰,劉基則“千里相從,言從計用,累贊成大功”;又“累察乾象,多效謀猷”。日后,朱元璋對劉基次子劉璟說:“他的天文,別人看不懂……鄱陽湖到處廝殺,他都有功。”

    友諒既死,武昌隨即降附,其后朱元璋東取張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基本上遵照了劉基的戰略構思。

    明皇朝建立后,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劉基竭智盡慮,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元年(1367),劉基被任命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統歷》。值太白金星出現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災。劉基發覺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詔罪己,以回天意,眾心乃定。逢大旱,劉基上請處理滯獄,朱元璋即命劉基平反,剛批示完畢就大雨如注。劉基遂趁此時機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濫殺。朱元璋從之,不久纂成律令,是為洪武三十年所頒《大明律》之張本。一日,朱元璋夢見一人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殺一批犯人以應之。劉基故意假析此夢曰:“頭有血,眾也;傅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朱元璋為之停刑三日,不久傳來海寧歸順的捷報。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給他放還。這時劉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昶,元故臣,上書頌功德,劉基當眾叱之:你大概想做趙高吧!張昶臉色為之一變。便暗中派人窺伺劉基陰事。齊人翼巖,飛章彈劾劉基專擅,朱元璋怒詰之,查出系由張昶所使,便把他殺了。

    洪武元年(1368),劉基根據當時“民困必須蘇,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時軍屯法和府兵制之長處,奏請創立軍衛法。即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常駐軍隊,士卒平時屯墾,戰時從征,調編任將一律歸朝廷掌管,旨在減輕百姓負擔,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權。這一制度對朱元璋統一疆域、鞏固政權,起了積極作用。不久,劉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當時國家初創,凡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長、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請定處州稅糧,朱元璋命參照宋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鄉人傳為美談。”

    隨著政權的日漸穩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漸暴露出來,從朱元璋政權的支柱來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朱元璋建國稱帝后,淮人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占壓倒的優勢,浙東集團被排擠、受壓抑,他們當然不會甘心,也想盡一切辦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兩大派系斗爭越來越尖銳。朱元璋就利用這種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東勢力來監視淮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當時,左丞相李善長功高望重,眾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劉基與之分庭抗禮,李善長為之不樂。逢李善長因過失受譴,御史凌悅乘機彈劾,劉基卻站出來替李善長辯護,說李勛舊,且能調和諸將。朱元璋驚訝地說:他數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給他做說客呢?看來,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誠實,可以代他為相。劉基叩頭答:這使不得,好比要換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將加速傾覆。臣駑鈍,豈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長罷相,朱元璋欲拜楊憲為相。楊憲和劉基關系一向不錯,劉基卻力言不可,說:“憲有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義理為權衡,而己從不置身其中。憲則不然。”朱元璋問汪廣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淺,比楊憲有過之而無不及。”又問及胡惟庸,劉基不高興地說:為相猶如駕車,恐怕他會把你的車翻掉的!朱元璋說:做我的宰相,確實沒有比先生更合適的了。劉基力辭:臣嫉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恐辜負您的一片好心。其實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諸公,確實沒有一個合適的。果真,后來這些話都一一應驗了。楊憲因怙寵、汪廣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結果。

    北伐軍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劉基和李善長留守應天。劉基謂宋元以寬縱失天下,宜肅紀綱。于是朱元璋詔令諸御史糾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稟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因貪縱服法,李善長和他私交挺好,請劉基拖延處理此案,劉基不循情面,馬上上報,報可,方祈雨,即斬之。從此李善長與劉基絕交。朱元璋回應天后,李善長攻擊劉基在盛夏祈雨時,殺人壇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劉基的人也交相訴苦誣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廣開言路,劉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郁結;工匠死,暴尸野外;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朱元璋按他的意見辦妥了這些事,可十天過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惱火,恰逢劉基喪妻,就批準他告老回家。這時朱元璋方有營建中都之意,又銳意出塞追殲殘元主力王保保。劉基臨走前,上書說:“鳳陽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輕也。”后來果真被他說中了。

    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劉基勞苦功高,親自寫了封信,召他回京,賜賚甚厚,進兼弘文館學士,并追贈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劉基誠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許他回家。劉基回青田后,仍上章問朱元璋起居情況,撰《平蜀頌》。朱元璋有事也常請教劉基,曾親筆寫信詢問天象:“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見,不知災禍何年何月何日至?”劉基就詳詳細細地寫了一個奏本,主要意思講:霜雪之后,必有陽春。現在國家剛剛建立,應該給老百姓松口氣,給民實惠。

    劉基性格剛強,嫉惡如仇,不能與世事推移,“與物多忤”,得罪了許多權貴。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滿,觸犯了“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教,不為之過”的禁條。他屈己藏身,消極逃遁,反而給小人們提供了一塊禁臠,日后他們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勢,稍一作弄,劉基的氣數也就完了。

    初,劉基上書說,甌、括間有一塊叫談洋的空地,南抵福建,為鹽盜聚集之所,方國珍也由此起兵,請設立巡檢司加以彈壓。豪右奸民為之叫苦連天。碰巧茗洋逃軍叛亂,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責,隱匿不報。劉基叫長子劉璉奏其事,奏章沒有先向中書省關白。時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挾劉基舊語,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書誣劉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劉基想據之為墓地,民不給,就請立巡檢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聽后頗為所動,遂奪去劉基俸祿,劉基大懼,慌忙間赴京謝罪,不敢遽歸。不久,胡惟庸代汪廣洋為右丞相,見朱元璋對劉基日漸疏遠,于是佯與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挾醫前來探病。劉基飲其藥,覺肚中有個拳頭般的塊狀體,又三月,病勢轉劇。朱元璋聽說后遣使護送他返鄉,并親制文暗含威脅地說:“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劉基剛到家里,病情就惡化,居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謚文成。臨終前,預緘所習天文秘書授長子劉璉曰:“亟上之,毋令后人習也。”又謂次子劉璟說:“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后,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

    劉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發。朱元璋追思劉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對劉璟說:你父親是個忠臣,臨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們的蠱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處。又安慰道:“你父親是有分曉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曉的,終不虧了他的好名聲。”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頒誥,令劉基子孫世襲誠意伯爵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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